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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代《文选学》宗师李善

来源:咸宁新闻网 时间:2017-12-14 10:04

○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朱必松

 

 

  (一)李姓作为隋唐望族的历史渊源

  唐时代是身份制的社会,世家大族在社会上享有崇高的威望和地位。在所有尊贵的世家大族中有五支最为尊贵。其中赵郡李氏(今河北赵县)为一支。李氏还拥有两个郡望。

  五姓一指崔氏、二指李氏。李氏分为两大支。陇西李氏源自于颛顼孙皋陶之后,世为理官,到了周朝时文化名人老子李耳是孔子的老师。其后是秦国的司徒李昙长子陇西郡郡守李崇,李崇之次子瑶为南郡守,封狄道侯;其孙李信为大将军,封陇西侯。其子孙飞将军李广是汉朝时的重要人物。魏晋时期,陇西李氏在乱世中兴起,西凉王李暠是李氏第一位国主。南北朝时陇西李氏高官累世不断,门第高华,与赵郡李、清河博陵崔、范阳卢、荥阳郑、太原王并为中原五大高门士族,到了唐高宗时颁布法令禁止这五姓七家自行婚娶。陇西李氏到唐朝时连续出了10位宰相。陇西李氏一支李渊灭隋,建立唐朝,开创了一个文化兴盛的伟大时代。到南宋郑樵编《李氏源流》时,“言李者称陇西”。

  赵郡李氏,是李姓第二大分支,仅次于陇西李氏。赵郡是李姓的郡望之一。赵郡郡治在今河北赵县,初后魏时置郡。此支李氏,其开基始祖为秦太傅李玑的次子李牧。李玑是陇西李氏始祖李崇的四弟。李牧是战国时有名的武将,为赵国丞相,封武安君,始居赵郡柏人(今邢台隆尧),为赵郡李氏的始祖。

  魏晋南北朝时期赵郡李氏与陇西李氏、清河博陵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并为中原五大高门士族,支派繁多,文化鼎盛,官位显赫。在唐朝有17人出任宰相,是仅次于陇西李氏的大族。到了唐高宗时颁布法令禁止这五姓七家自行婚娶。赵郡李氏东南西三房始祖为晋朝的李楷。三指卢氏。四指郑氏。五指王氏。

  在重视门第出身的时代,一个家族往往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顺应历史潮流则兴,逆历史潮流而动则亡。纵观历史变迁的兴衰史,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也极其深刻。陇西位于陇山以西、渭水河畔的古陇郡是华夏古老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也是中华李氏的发祥地。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巍巍陇山,泱泱渭水,孕育了内涵丰富、源远流长的陇西李氏文化,它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与敦煌文化、天水伏羲文化、拉卜楞寺藏传佛教文化齐名的甘肃四大文化之一。

  陇西是李氏宗族的发源地,或是出于忌吊,唐朝废陇西郡,但“陇西”二字已作为大唐李姓的标志为世人所铭记。

  (二)李善《文选注》完成于咸宁钟台山

  李善(610—690年):唐代知名学者,现为江夏(今湖北咸宁)人。史书上称他清正廉洁、刚直不阿,有君子的风范和韵致。有雅行。学贯古今,不能属辞,故人号“书簏”。李善先后任录事参军、秘书郎、崇贤馆直学士兼沛王侍读、泾城(今安徽泾县)县令。主要成就以讲授《文选》为业,别号“文选学士”,“诸生多自远方而至”。

  曾因事被流放姚州,但遇赦还,寓居在今河南开封、郑州一带,以讲授《文选》为业。

  《文选》,是由梁昭明太子萧统主持编撰的、汇集前代优秀文章的一部经典著作,曾经在历代文人中产生过极大的影响。历史上,前有研究《诗经》的“诗学”,后有研究《红楼梦》的“红学”,在唐代,则有研究《文选》的“文选学”。而使“文选学”真正成为一门显学,作用最大的就是李善。

  当时,李善曾在‘文选学’的开山祖师、扬州人曹宪的指导下,为《文选》作了详细的注解。在作注过程中,李善博采众家之长,包括自己年少儿子李邕在内的意见,他都予以采纳吸收。《新唐书·李邕传》中记载了当时李善《文选注》初稿完成后,李善让其子李邕提出批评意见,“汝试为我补益之”。李邕读后,真的提出了一些变更、增删的建议,而李善见李邕提出的建议很有道理,就将相应的内容写在原稿的旁边,出现了“两书并行”的情况。

  显庆三年(658年)累擢崇贤馆直学士,兼沛王侍读,本年前后,李善将修改完善后的六十卷《文选注》上呈给唐高宗李治。高宗皇帝读后,大加赞赏,赐给李善绢绸一百二十匹,并下诏将李善的六十卷《文选注》藏于秘阁。《文选注》也因此大行于当时,而且历代流传,至今仍有极高的地位和巨大的影响。

  李善撰有《汉书辩惑》(三十卷)。(《新唐书·李邕传》)有记载。

  清《咸宁县志》载:一千三百多年前,“《文选学》”百代宗师李善蛰居钟台山,历经15载,撰成后人无法超越的《文选注》60卷,影响了一代代学子;李邕在这里出生,读书,习练书法,12岁时随父李善北游汴郑。李邕独步文坛40年,被李白、杜甫、高适等后辈文学家奉为文坛领袖,竞相谒见;他又是中国书法史上屈指可数的几座高峰之一,是继唐太宗后中国又一个以行书入碑的书法家,并且是一个集撰文、作书、刻石于一身的书法家,对苏东坡、董其昌等后世大书法家影响很大。

  (三)李善疾卒后葬于江夏武昌

  我试图以倒计时的方式,从生命的终点来追溯李善生命的原点。李善在武后载初元年,以八十高龄卒于江夏武昌,史无异辞。但时行辞书多以是年为公元689年。故定李善终年为七十九岁,《文选导读》认为,载初元年实指永昌元年十一月至次年九月,当视为690年,故李善终年应为八十岁。甚是。李善卒于何地,史无记载。依情理论之,衰病时当在家调护,故卒于江夏武昌之可能性最大;若非猝死,决无候死他乡之理。葬于武昌,亦明证也。卒后葬于武昌灵泉山九峰。《灵泉志》载沈宝之《灵泉穴地总记》云:“更观唐李氏四墓(善、邕、暄、墉)俱葬九峰狮子山后,楚藩(洪武三年,1370年,封第六子桢为楚王)夺地为九峰寺,遂迀葬于九峰盘龙山”。再往前追溯,武后垂拱四年。李善七十八岁。携子邕北至汴郑。邕时十三岁与崔沔同学。以《李邕年谱简编云:“(邕)十三岁。随父北来汴郑,始识崔沔。”又引李邕《有唐谏议大夫守太子宾客赠尚书左仆射崔公墓志》云:“邕十三同学,廿同游,昼连榻于蓬山,夕比烛于书幌。”关于善命子邕补益《文选注》,详见《新唐书.文艺传.李邕传》。李曼农以为当在是年。《四库提要》以为邕年尚少,予以否定。窃以为过于意必。盖善既淹贯古今,邕亦英才秀发。在续注中父子切磋,转相启发之事,恐非绝无可能。是年或其后,邕问有不可夺之见为父所取亦意中事。但邕年十五父已病逝,若谓另成新注,两书并行,殆亦过甚之辞耳。(屈守元教授按注:李邕另有新注,绝不可能;邕尊重其父遗书,亦不会以新注夺之。)

  我非常赞同屈守元教授的观点,并认为《文选注》“两书并行”的情况实属后人的谬赞。但李善注《文选》后有不可超越之意义,李注之后,难有新注。李善名高位卑。故李邕墓志说他“显而不荣”。“位卑”是指官职级别而言。若论学术地位,则《文选》学百代宗师,已成定论。

  (四)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意大利著名文艺批评家、历史学家、哲学家,有时也被认为是政治家的克罗齐(BenedettoCroce,1866年2月25日—1952年11月20日)认为:历史应该由哲学家来写。克罗齐的论历史让这个观点更进一步,将历史看成“运动中的哲学”,他认为在历史学中没有什么“一劳永逸的蓝图”,或者终极计划。他认为真正的思想既是哲学又是历史,思想的概念必须具有普遍性和具体性,使历史学完全垄断了全部知识的领域,正如实证主义要使由自然科学的方法所获取的知识垄断全部知识领域一样个体性、个别性或个性化的原则是历史主义思想传统的一个根本原则。

  克罗齐的名言是“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从认识论的角度可以认为,历史正是以当前的现实生活作为其参照系,这意味着,过去只有和当前的视域相重合的时候,才为人所理解。一个在自己现实生活中完全不懂得爱情魅力为何的俗物,大概不能理解克拉奥佩特拉的眼泪如何使得一个王朝覆灭。他们最多只知道有如此这般的事情,但是不能领会它们。故此可以说,一个对中古民法典的体系毫无热情的人,就不能真正懂得希腊化的罗马法学在形式理性上的成就。

  从本体论来看,其含义是说,不仅我们的思想是当前的,我们所谓的历史也只存在于我们的当前;没有当前的生命,就没有过去的历史可言。所谓“当代”,是指它构成我们当前的精神生活的一部分,历史是精神活动,而精神活动永远是当前的,决不是死去了的过去。对克罗齐来说,时间本身不是独立的存在,也不是事物存在的外在条件;他只是精神自身的一部分,所以我们既不能把时间、也不能把过去看成是精神以外的事物。故此又可以说在大家看来早已消逝的古罗马的荣光,其实依然活生生存在于精神之中,存在于从萨维尼到每一个热爱罗马法的人的精神和著述之中。只要它还影响着我们,就存在于我们之间。

  历史学中的实用主义者相信史料本身会说话,会给研究者呈现出其希望有的意义来,实用主义史学更是为了现实的需要对历史进行有意识的篡改或解说。与此相反,克罗齐认为,史料本身并不会说话,使史料发挥作用的只能是历史学家的学识水平,历史学家的学识水平越高,越具有创造性,所揭示的历史意义就越深刻;历史学家不是被动接受、考订和阐释史料,而是发挥巨大的主动性和创造力。所以说,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并不是实用主义史学,相反,这是其历史哲学所揭示的历史研究的特性之一。

  (五)钱钟书对李善《文选注》一锤定音

  为什么我对李善、李邕如此着迷?我只是作为咸宁人,尽一个民间学者的本分,对历史的追问只是为了更好地服务当前现实。在中国真正的知识分子看来,道德就是人的生命超越的基本依托和价值向度,在某种意义上,人正是依凭道德而成为人,道德性乃是人之为人的基本属性。生命依凭道德性的逐渐获得而使人不断超越其自然肉身存在,成为德性价值的存在,道德与生命相伴相随。真正的知识分子对道德性的追问,是他的一盏“心灯”。正如晋朝陆机在《文赋》所说:“精骛八极,心游万仞”。

  李善、李邕让我在东西方哲学之路上寻找了一种生命价值新的意义和实证主义哲学存在。文选学家屈守元教授(1913一一2001年)(四川师范大学终身教授、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所所长)在《文选导读》中说:“李善的《文选注》,是《文选》学史上无与伦比的权威著作。自从有了此书,《文选》学就应该是《文选李善注》之学,包括《文选李善注》的文献学,《文选李善注》的小学(文字、音韵、训诂之学),《文选李善注》的文论学。”“有了李善注,在《文选》学方面自然丰富了文献学、小学、文论学的内涵。如果撇开李善注的研究,那么所谓《文选》学不仅显得单薄和空疏,而且研究工作也无法进行”。

  李善的《文选注》,对《文选》学的发展起到了决定作用,产生了深远影响。清人张玉璈说,“夫《文选》有李善、犹《诗》《礼》有康成,沉博艳丽,后人莫由窥其堂奥”。

  有文化昆仑之称的钱钟书说:“词人衣被,学士钻研,不舍相循,曹宪、李善以降,‘文选学’专门名家。词章中一书而得为学,堪比经之有‘《易》学’、‘《诗》学’等或《说文解字》蔚为‘许学’者,惟‘《选》学’与‘《红》学’耳。寥落千载,俪坐俪立,莫许参焉。千家注杜,五百家注韩、柳、苏,未闻‘杜学’、‘韩学’等名目。考据言‘郑学’,义理言‘朱学’之类,乃谓郑玄、朱熹辈著作学说之全,非谓一书也。”(《管锥编》1400——1401页)钱氏所论,说明了《文选》的深远影响,也高度评价了曹宪、李善在《文选》学史上的地位。不过,凭心而论,《文选》学的创立自应归功于曹宪,《文选》学的发扬光大,起关键作用的则是李善。因为,一则正如屈守元《文选导读》所说,李善之于曹宪,“也像冰之于水,青之于蓝,有了大大的突破”。二则,如前所述,自从有了李善《文选注》,《文选》学已成了《文选李善注》之学。三则,自唐代以来,《文选》学的研究对象是大行于世的李善《文选注》而不是曹宪的《文选音义》。因此可说,钱氏对《文选》学学术地位的评价,实际上是论证了李善《文选注》的权威地位和深远影响及意义。

编辑:zhusij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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