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质纪录电影如何“破圈”

今年以来，内地电影市场强劲复苏，但已公映的十多部国内外纪录电影日子并不好过，目前票房最高的是8月公映的美国纪录片《火山挚恋》，票房为631万元。5月公映的国产纪录电影《消失的丙察察》的票房则低至39.4万元。

“我觉得纪录电影最大的问题是，观众还不把它当作一个类型片来看。”导演范立欣认为，观众走进影院看电影，一般都有明确的观影诉求，或者是爱情片，或者是警匪片，“但大家对于纪录电影还没有形成清晰的认知，这样在宣传时，很难找到让观众感兴趣的点。”比如他导演的《看不见的顶峰》，10月27日公映首日的排片只有0.9％，到了第二天，排片一下子降到了0.2％，“现在市场比较残酷，如果电影首日票房表现不好，第二天就很难有机会了。”范立欣说。

相比之下，范立欣参与联合执导的另一部纪录电影《地球：神奇的一天》的票房就要好得多。该片最后收获了4778万票房，“这部纪录电影除了有BBC这样的大公司参与制作外，还有明确的类型，那就是‘合家欢’电影，非常适合家长带着孩子去看。这样一来，从发行公司到影院经理再到宣传，马上能知道观众群体在哪里，知道如何花最少的宣传费和发行费来找到目标观众。”范立欣说。

“纪录电影的商业价值问题，现在全世界都没有解决。”北京师范大学纪录片中心主任、教授张同道这样告诉记者。他认为，纪录电影的票房普遍不高，跟纪录片本身的特性是相关的，纪录片的主要目的是记录真实生活，而故事片的主要目的是娱乐大众，对于普通观众来说，追求娱乐性是他们走进电影院的主要目的。“因此从根本上，纪录电影和商业电影是背道而驰的。”

尽管如此，高票房的纪录电影依然会不时出现。“目前国内卖座的纪录电影分为两类：一类是跟动物有关的，特别是那些罕见动物的纪录片，非常有观赏性和可看性；另一类则是跟重大社会议题相关的纪录电影。”张同道说，目前为止国内最卖座的纪录电影是《厉害了，我的国》和《二十二》，前者因为广泛的社会关注度和引发的强烈自豪感收获4.8亿票房，后者因为记录22位“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的生活而受到广泛关注，最终收获了1.7亿元的高票房，“这两部纪录电影都是跟社会重大议题息息相关的。”张同道说。

张同道对《雪豹和她的朋友们》赞不绝口，“因为奚志农拍到了真实的雪豹，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关于雪豹的故事。”他对该片仅取得270万元的票房非常惋惜，“这样高质量的纪录电影，如果在宣传和上映时机上做得更加到位，两三千万元的票房是正常的。”

中国艺术研究院教授支菲娜也对《雪豹和她的朋友们》的低票房感到可惜，“它选择了佳片不断的2023年暑期档，与一众中外优秀商业影片同台竞技，这就导致影片只能夹缝求存，未能获得充足的市场空间，未能让更多目标观众和‘路人’与影片结缘。”

“纪录电影的宣传和话题性说起来容易，做起来还是很难。”范立欣感慨道，为了做好《看不见的顶峰》的宣传，他跑了全国十多个城市的路演。该片主角、盲人登山家张洪还被邀请在2023至2024赛季北控男篮揭幕战上亮相。但从最后的效果来看，这些活动对于票房的拉动作用有限。

“最重要的是，不管你做了多少的宣传，如果最后没有形成话题，还是没有办法传播到更加广泛的观众群体中，不会形成社会热点。”范立欣认为，现在的电影消费更像是一种场景的社交活动，比如带着孩子进影院，就是一个亲子活动，“合家欢”电影是首选。“很多纪录电影的难处是，在宣传的时候很难清晰地定义某一个类型的观众，也就很难让观众想象一个消费场景，无法说服他们走进电影院。”

相反，一旦纪录电影能够激起某种社会话题，并与社会的兴奋点形成共振，在票房上就有可能突破。范立欣拿《二十二》举例，导演郭柯在公映后公开声称：如果影片在扣除成本之外有盈利，将全部捐给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管理，用于这些老人未来的生活及对问题的研究工作。“这样大家对于这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的同情和支持有了直接的转化，再加上爱国主义情怀，一下子就变成了一个社会话题。”不过他也认为，像《二十二》这样的社会热度是无法复制的。

“说到底，纪录电影的创作者要有自觉性，要立足于把故事讲好，也要提供给观众更强的娱乐性。”范立欣认为，观众对于娱乐片和纪录片是有选择权的，“当你把纪录电影和商业电影放在一起同台竞技的时候，你不能只强调自己所谓的特性，要把娱乐性作为第一重要的东西，再提供格外的价值和意义，那不是更好吗？”

张同道则对中国纪录电影的未来充满信心，“现在我们的院线几乎都是商业院线，随着发展，我们在政策上、经营上会逐步更加健康，相信会有更多能长期放映纪录电影的艺术影院出现，我觉得未来是值得期待的。”（咸宁网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