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与清末屯溪地区的疠疫防治

【史海钩沉】

作者:李琳琦(安徽省重点智库“安徽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马勇虎(黄山学院教授)

作为明清时期著名的儒商，徽商不仅在经营过程中，大都能按“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以义为利”的道德规范来行事，而且在社会遭到重大灾难时，也能做到乐善好施、赈灾济困、扶危救难。他们设立善堂、善局等组织，捐资捐物，延医送药，成为明清时期地方救灾、疫情防控的一支重要力量。徽商积极参与地方救灾、防治疠疫的事例比比皆是，遗存的文献文书资料也较为丰富。其中，《新安屯溪公济局征信录》即是记载徽商在疠疫面前，主动作为，防治疠疫的珍贵资料。

《新安屯溪公济局征信录》二册，分别为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刊本和三十一年(1905年)刊本(以下引自这两个刊本的资料，不再加注)。它记载的是光绪年间，徽商在其故里屯溪，为了抗击疠疫，筹设公济局，募集资金，延医送诊送药，救治普通民众的事例，具体地呈现了徽商防治疠疫、抗击疫情的实际情形。

屯溪是明清时期徽州重要水陆码头和商业集散之地。1842年五口通商后，出口外销的绿茶大增，屯溪茶市日渐繁盛。徽州及毗邻地区所产炒青绿茶多在屯溪精制加工为外销绿茶，称之为“屯绿”。光绪年间的屯溪，每逢茶季，茶号林立，制茶工人“男、妇数万人”，遂有“茶务都会”之誉(《清史稿·地理志》)。然而，茶季恰值春夏之交，正是“时疫偏多”时节。“数万”制茶工人都是“远近来就食者”，“多属佣作贫民”，他们的大量涌入，不仅使屯溪的人口骤增，也增加了感染流行性传染病的风险。“一遇疠疫流行”，患者“疾苦则须臾难忍，一朝去世，尸骸则暴露堪悲”;“病无以医药、殁无以棺殓者所在多有”。急性传染病的发生与传播，往往导致民生苦难，甚至社会危机。

因此，为了防控疠疫，治疗患疠人员，徽商主动应对，积极采取措施。仅就《新安屯溪公济局征信录》所见，徽商防疫治病的做法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倡议创办公济局，作为实施医疗救助、防治疠疫的常设机构。基于防控疠疫的需要，孙华梁等14名徽州茶商倡议成立屯溪公济局，并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四月分别向休宁县厦分司、休宁县、皖南茶厘总局、徽州府等衙门提交申请报告。随后，上述衙门相继行文，批准成立屯溪公济局，同意其拟定的经费收取办法和章程条规。屯溪公济局的主要工作是:“按年五月起至八月止，延请内外专科，送诊送药，棺则大小悉备，随时给送。”救助对象主要是在屯溪佣工的“四方贫民”，他们一旦患有疾疫，由公济局聘请的内外科医生“送诊送药”，进行医疗救助;一旦因病去世，则由公济局司事人员送去棺木，掩埋安葬，以免“尸骸暴露”。

光绪十八年(1892年)，徽商又响应上谕，适应民需，在公济局附设育婴堂、养疴所，并为百姓施种牛痘等。施种牛痘，是为了预防天花病毒引起的传染病。所谓“育婴”“保婴”，即是对外来佣工家庭遗弃女婴的救助。徽州地区由于“民情素称浑朴”“尚无轻弃骨肉”的现象，然而“自江右客民聚处日繁，溺女之风迩来日炽……乃有将婴置诸道路，犬残鸟啄，惨不堪言”。养疴所的兴办，是因为在屯溪佣工的“客民居多无家，一经疾病颠连，不无可悯，又设养疴所，便其就近调医”。可见，养疴所的作用是收治身患疾病又无安身之处的“客民”，也属于医疗救助。

由上可知，虽然屯溪公济局的救助对象和范围不断扩大，但无论是“送诊送药”、掩埋安葬尸骸，还是育婴、种牛痘，始终都以防控流行性传染病为中心，反映了徽商对疠疫防治与民众救济的重视与努力。

身体力行，多方筹措经费。屯溪公济局采取多渠道的方式筹措经费。在公济局成立初期，其经费来源主要为常捐与劝捐两种。所谓常捐，是指对屯溪茶商，以及在屯溪中转的婺源县茶商收取的茶箱捐，按照每箱茶叶捐钱六文的标准，每年大概可收取六百千文，占可资岁用之半，由茶厘总局统一汇收，永为定例。而劝捐则是由屯溪公济局董事利用其社会影响力，劝说、劝导社会各界人士奉献爱心，随缘乐助，共襄善举。总体而言，以常捐为主，劝捐为辅。

光绪十八年，公济局增设育婴堂与养疴所后，所需日多，经费日益紧张。绅商们又不辞辛苦，积极呼吁，加大经费筹措力度。光绪三十一年，筹措的经费共计洋4909元7分8厘，主要来源于茶业、木业和钱业商人的捐输，官府拨付的津贴，善众个人捐款，以及存款利息的收入。茶、木、钱业商人的捐输占全年经费51%以上，官府拨付的津贴占30.38%，个人捐款占11.79%，利息收入占6.6%。虽然皖南茶厘总局和屯溪厘金局拨付的津贴系政府税收，但其来源则是茶叶厘金和百货厘金，征收对象全部为徽商。因此，尽管筹措的渠道多样，但是公济局的经费主要还是来自徽商，徽商是支撑屯溪公济局经费、保证其正常运转的中坚力量。

建章立制，保证公济局良性运转。首先，明晰职责。屯溪公济局共设有12名董事(局董)，其职责为“负责本局劝捐，随时登簿，收捐即付收条”。又从董事中遴选若干司年董事，每年端午到局结算，以昭信实。在董事、司年董事之下，常设“司事”一人，主持日常工作，“司事终日在局，不得远离，有到局领棺者，查明尸身信息即给棺木”。公济局聘请内外科医生各一人，“在局审症开方，每晨八点钟至下午三点钟为则，倘遇急症，不在此例”。

其次，规范程序。病者来局求医，先行挂号，按号诊治。药方需排写号头，并盖本局图章，登簿存局，再至药店免费领取。“外科等症须病人亲至局中，凭医生诊视见症，随时给发药膏”。施棺操作则规定，公济局预备大、小棺木各20具，以便随时送给，免致措办不及。施棺前，须由地保、亲属或各店号报明死者的籍贯、姓字，登记局簿，始行给领棺木;无名尸及忤逆不法者不给，家有父兄在尚可支持者，不准滥给。

再次，公开财务。一是结算过程公开。每年端午节，由司事请司年董事到局结算，财务结算过程的透明，有利于内部监督，以昭信实。二是刊印征信录，以利于社会各界的监督。征信录除登录捐启、禀呈、告示等公济局文书外，还按照年度分立收款、支款账目。收款类目详细登记本年乐输商号的名称、善士姓名，以及所捐钱物数量等内容，支款类目详细记载本年的开支名目、开支的钱物数量等细节。三是对全年收入、支出情况进行汇总计算，若有余款，则交待存息钱号或典当名称及所存数额。

积极作为，医疗及救助成效显著。在疠疫面前，由于徽商积极主动作为，医疗及社会救助颇见成效。例如，施种牛痘，光绪二十八年施种581名，三十一年施种940名，对预防天花传染病的流行发挥了较为重要的作用。施棺方面，其中光绪二十八年施大棺138具、小棺302具，全年合计掩埋安葬的死者遗骸440具。收留抚养弃婴，光绪二十八年共收留男、女弃婴440名，三十一年共收留男、女弃婴260名，自光绪十八年七月起，共收婴3361名。征信录中虽然对“送诊送药”救治病人的人数没有明确记载，但所支出的药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医治病人的规模。光绪二十八年施药合计花费洋800元，三十一年施药花费共计洋850多元，救治的患者应不在少数。

屯溪公济局实施医疗和社会救助之所以取得成效，与官府和屯溪社会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密不可分。但是，徽商始终是屯溪地区防治“时疫”“疠疫”，对患者施行医疗和社会救助的中坚力量。徽商的作为和表现，既与其儒商的品格密不可分，也与徽商关注茶叶产业发展的现实需要有关。如果不采取措施防控“时疫”“疠疫”而导致从事茶叶生产的“男、妇数万人”大面积感染，将会造成屯溪茶叶产业出现灾难性的后果。因此徽商递交给官府的“禀呈”中，一再表明，“环乞局宪大人俯念徽属茶数最多，力筹善举，有裨大局”。这里的“大局”，既是屯溪茶叶产业发展的大局，也是地方经济社会秩序稳定的大局。

《光明日报》( 2020年07月06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