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与一座城

咸宁有个向阳湖，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五七干校”校址选定在围湖造田工程刚刚结束的向阳湖垦区，六千多名知识分子及其家属先后下放到咸宁“五七干校”进行劳动、思想改造。1974年12月16日，向阳湖“五七干校”正式终结，名义上存续了五年多时间，其实自1973年底，大部分文化干部就已离开，实际存在了四年多时间。来如疾风骤雨、轰轰烈烈，去似一阵风飘离，“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徐志摩《再别康桥》）。向阳湖“人去楼空”，田地生杂草，草地变牧场。相当长一段时期，向阳湖“五七干校”作为一处不堪回首的“文革”遗迹，谁也不愿正面触及，一些珍贵物件就此销声匿迹、湮没无闻。

是李城外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慧眼识珠地发现了向阳湖“五七干校”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现象所具有的历史文化价值。“国家不幸诗家幸，文化不幸咸宁幸”，在一种历史感、责任感、使命感的驱使下，他开始了二十多年锲而不舍的奔走与呼号。除了抢救那些红砖平房及简陋工棚、牛棚、厨房等当年干校遗址外，资料的搜集尤其重要，搜求干校学员曾经使用过的各种生产工具、生活用品等物质性资料，更注重抢救、挖掘、搜集大量的珍贵史料。当年下放的文化干部，不少已进入耄耋之年，每位老者的离世，都将带走一笔无法再生的文化资源。经过一番积累准备，李城外开始了属于他个人独特的“抢救之旅”——进京遍访文化名流，请他们写回忆录、题词，并提供日记、书信、照片等资料。在1995年至1998年的三年多时间里，他采访了二百多位文化名人，搜集回忆向阳湖的文章近百万字，老照片二百多幅，书简一千多封。他采访的这些文化名人，已有冰心、楼适夷、臧克家、张光年、萧乾、严文井、韦君宜、刘炳森等数十位老人辞世，可见当初抢救的及时与必要。他根据百万余字的采访笔记、观察日记及录音资料，写下了一百多篇人物专访，在全国报刊发表，不少被转载。然后，他又创作、整理、编辑、出版了《向阳湖文化人采风》（上、下集）、《向阳情结——文化名人与咸宁》（上、下集）以及《咸宁文史资料·向阳湖文化专辑》等书籍。其中《向阳湖文化人采风》与《向阳情结》，成为我国第一部综合性反映“五七”干校生活经历的散文集和回忆录。

此后，李城外发起、组织向阳湖文化研究会，创办《向阳湖文化报》，建立向阳湖文化网站，发行“中国向阳湖文化名人采风”系列纪念封……正是他的积极倡导，影响、带动了当地一大批文化人，孤单的身影汇成一个庞大的群体；正是他的不懈努力，得到了当地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与支持，建立了向阳湖文化名人博物馆；正是他的大力宣传与推动，向阳湖已为越来越多的人们所认识与了解，成为咸宁市名播海内外的文化品牌……李城外的名字，就这样与向阳湖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因此，也有了“李向阳”这一恰如其分的外号。

我在武汉工作时，与城外兄就相识了，他给我寄赠了《向阳湖文化人采风》《向阳情结——文化名人与咸宁》等作品。2003年我调至厦门工作，这几册签名本也随我一同“移居”闽南。虽然神交良久，武汉与咸宁也只一百多公里，但第一次与他见面，却在我离开湖北之后。

2007年，中国第八届艺术节在湖北举行。那年11月，借出差之机，我去了一趟咸宁。出差属团队集体行动，个人活动时间无法准确规划，临时起意，给他打了一个电话。他正在外地公干，得知我准备抽暇前往，当即改变行程。那天下午，我与他几乎前后脚到达咸宁。

一到就由罗勇安排住下，然后驱车一二十公里，前往文化部“五七干校”机关旧址参观。打开两扇铁门，里面一片寂静，唯有几幢红砖红瓦平房，在默默地诉说着当年的历史与喧嚣。其中的几间，曾是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党组书记冯雪峰，著名诗人郭小川，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刘炳森，著名文物鉴赏家、《锦灰堆》作者王世襄，著名出版家、人民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王子野等人的旧居。

游览向阳湖“五七干校”机关旧址的最大收获与惊喜，是见到了李城外等有识之士与相关单位共同努力建立起来的向阳湖文化展览厅。里面陈列着当年学员们用过的各式农具、留下的各种生活用品，那些今天业已消失的蓑衣、马灯、煤油灯、茶缸等物件，则显得尤为珍贵。

从机关旧址出来，小车在一条较为宽敞的土路——当年干校学员修筑的“五七大道”上左右颠簸，前往向阳湖农场。终于来到了向阳湖边，车停十字路口。路口的一边，临湖搭着一间简陋鸭棚，一群鸭子嘎嘎嘎欢快地叫着，将一塘池水搅得一片浑浊。我走上右边的湖堤，但见堤坝两边的斜坡，满是枯黄的野草；湖中残荷败草，斜斜地浮现在冬日浅浅的水面。突然，一股打旋的风儿卷着尘埃、枯叶刮过，我稍稍侧身躲避，而内心深处感到的却是寂静，一种喧嚣过后的静得不能再静的寂静！

干校学员几千名，不可能聚于一地，而是散居在方圆十多里的地方。学员当年安身的住房多已拆除，堤外良田成为牧场，堤内垦区退耕还湖，剩下的，唯有加固过的湖堤、红旗桥、五七桥、五七大道、干校机关旧址及其他房舍，还有五七窑厂留下的一根烟囱——这当年的壮观之物，高傲而孤寂地矗立在晚风的夕阳之中，默默地诉说着世间的浮华流转，在我眼中，显得格外的悲寂与苍凉。干校停办，学员归去，一切又回到了它所固有的原始与本真。如今的向阳湖区，与鄂东南地区乃至荆楚大地的任何一片湖区，实在看不出它们之间有着多大的区别与独特之处。

“水过地皮湿”，这时，我的心头突然涌出这么一句民谚。是的，“五七干校”潮水似的涌过之后，给向阳湖，给咸宁到底留下了什么？

如果没有李城外等人的艰辛努力，我前来此地，面对的只能是一片黯然无色的空白与虚无，过去的一切，又该从何说起？

回到咸宁城区，城外兄约了向阳湖文化研究会的几名骨干成员，一同为我接风。

第二天，城外先生陪我前往通山县九宫山参观李自成陵墓，还有当地作家倪霞（今通山县作协主席）等；第三天，前往赤壁市参观三国时期的赤壁大战遗址，城外兄因单位有事没去，但他联系了赤壁网站站长姜洪（今赤壁市作协主席）担任向导全程陪同。

回到厦门，我搜集了大量有关资料，认真阅读、消化、构思，一连创作了描写向阳湖文化、李自成兴衰、三国赤壁古战场的三篇文化历史散文《历史并未远去》《英雄的出路与末路》《谁的赤壁》，Word文档共计六万三千多字。十多年来，这三篇文章除在相关报刊发表、选载外，还收入多个选本以及我的《一个人能够走多远》《历史的张力》《遥远的绝响》等个人文集。

城外兄为人谦和友善，对这三篇文章也激赏不已，给了不少溢美之词，认为是迄今为止写咸宁这三处名胜写得最好的篇章。

记得第十四届全国民间读书年会在甘肃省张掖市举行，报到当天，即2016年7月17日晚，举办了“曾纪鑫作品研读会”，参加者主要是张掖市陌上书会成员、当地文友，还有参加年会的全国各地书友。李城外和金戈与会，他们不知道当晚的活动安排，到得较晚，晚餐时听说后，两人匆匆扒了几口饭，便急急地赶往参加。城外先生发言时，特别提及我七、八年前创作的与湖北咸宁有关的三篇文章，予以高度评价。会议结束，他还微信发来一首五言绝句《参加曾纪鑫作品研读会有感》：“甘州遇故知，潇洒又从容。青史人和事，纵横谈笑中。”

其实，只要他提及这三篇作品，我便说，这也是他的功劳。如果没有他的邀请，没有他提供资料，没有他的安排、陪同与解说，没有他敞开心扉、毫无保留地与我谈及自己对“五七”干校的感受与体会、认识与研究，我怎么也写不出这三篇作品！

李城外个子高大、长相英俊、声音宏亮，一眼望去，颇具英俊男子风采，当然，其内涵、睿智与外表更是相得益彰。他为人热情爽朗，身上仿佛有一股永远使不完的劲头，永远散发着青春的活力。每次与他通话，除了昂扬的激情与充沛的活力，还透着一股少有的亲和力。他身上的一切，形成了一个气场与磁场，吸引着外界的人、事、物。这，也是他能够不断向外拓展地盘、不断扩大向阳湖文化影响力的源泉之所在。

于是，我的脑海里，自然而然地就会涌出一个与此相关的问题：一个普通人的能量到底有多大？

城外兄学历不高，属“电大”生，但他出身于一个“秘书世家”：外祖父建国前在县政府当过秘书，父亲是县人民政府的秘书，哥哥在县委书记秘书任上提拔调任，他又接棒通山县委办公室秘书，几年后成为地委书记的秘书。古代文坛有“三曹”“三苏”“三袁”现象，受到追捧与研究；而“秘书现象”似乎少有人研究，对此感兴趣的学者不妨关注一下，特别是祖孙三代四人担任同一职务的咸宁秘书现象。

秘书的工作虽是辅助性的，但他们是具体的操盘手与操作人，熟悉决策与事务，了解信息与程序，这些特点，对李城外的仕途发展及专注向阳湖文化研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除行政秘书外，他还担任过咸宁地委办公室副主任、市政协副秘书长兼文史委主任、市新闻出版局（版权局）局长、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市行政学院常务副院长、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咸宁市档案馆馆长等职务。这对他从事“五七”干校、向阳湖文化研究，创造了有力的条件。

李城外逢人便说向阳湖，利用各种机会与诸多形式不遗余力地推介向阳湖，所编、所写如《向阳湖文化书系》《向阳湖文化丛书》《向阳湖文化与“五七”干校研究丛书》等，皆是向阳湖，正所谓“平平仄仄都是爱，一片丹心永向阳”。他被称为“向阳湖文化研究第一人”，可谓实至名归。

他还被誉为中国“五七”干校研究第一人，也是名不虚传。他这一辈子，仿佛就是为“五七”干校而生，为“五七”干校而活，为“五七”干校而“战”。我与他长期保持联系，但见面的机会并不多。他来过厦门两次，我陪他参访，也与档案、出版有关；与他在全国民间读书年会上见过几次面，所谈不是读书，就是咸宁“五七”干校；我任《厦门文艺》主编时向他约稿，他说非向阳湖、非“五七”干校的文章不写；他说到做到，出版、主编书籍十五部，在《人民政协报》《天津日报》《藏书报》《咸宁日报》等报刊开设专栏十多个，策划专辑六部，创办报刊四种，在全国各地开展讲座数十场，都与向阳湖、“五七”干校相关联；如今，他还进行着一项更其艰巨的工作——前往江西进贤中共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河南息县中国科学院（学部）“五七”干校、潢川团中央“五七”干校等地采访，搜集资料，积累准备，打磨《中国“五七”干校史稿》，并创作一部全景式反映“五七”干校历史的长篇纪实文学……

他还写诗，不是现代诗，而是古典诗（格律诗），五绝、七绝、五律、七律都有，间或为词。我的案头，便放着他寄来的两本厚厚的《向阳轩诗稿》《向阳轩诗稿续编》，分为九编，收诗两千多首。这些诗，有游历、记事、感怀、应和等，既是一种别致的日志，也是他奋斗历程的记录，还是亲情、友情及社会发展变化的见证。

“藏万卷书，行万里路；编著千万言，写诗千余首。”这是他人生的真实写照。

2007年咸宁之行，我去他家书房“向阳轩”参观，一间宽敞的房子，满满当当都是书。他说，如果再去的话，将会看到他藏书更加丰富的“咸宁第一书房”。

谈及人生与修为，他概括为三个“苦”字：苦学、苦写、苦恋。我以为还要加一个“苦”字——苦旅，他由向阳湖生发开来，旁及全国各地“五七”干校，既有艰苦采访的路途旅行，也有研读、反思的艰难创作之旅，还有他漫漫人生永不停歇的探索苦旅。

据有关资料统计，全国共有“五七”干校1603所，其中中央一级机关开办的干校106所，各省开办的干校1497所；当时全国共有各级干部约一千万名，进入“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思想改造的达五百多万人，占所有干部的一半。其他姑且不论，仅这一庞大的数字，可知“五七”干校这一领域的研究该有多难！

但李城外毫不畏难，他似乎从不疲倦，像一个充满气的皮球，以饱满的热情与激情，永远在路上，永远前行不已。

许多时候，历史真的就是一种缘分，谁也不曾想到，咸宁市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向阳湖，却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浪潮中突然跃出地表，引起世人的关注与凝眸，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向阳湖文化，是那一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象征、指标与天花板，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化石。一部“五七干校”史、文化大革命史、中国知识分子史乃至世界文明史，怎么也绕不开向阳湖“五七干校”！

李城外找准了一个“泉眼”，挖到了一个“富矿”，他创立了向阳湖文化，使得故乡咸宁名声大震；与此同时，向阳湖也塑造、成就了李城外。长期的采访、研究与创作，使得李城外的生活与视野、胸怀与格局超越了小城咸宁，他的目光向前伸展着，一直伸向那遥远的天际。

比如他对“五七”干校的研究与定位，就较一般人更为准确而深刻，他说：“我们研究‘五七’干校，并不是说‘五七’干校好，主要应该是否定的，这是一个定调。围绕这个定调我们开展研究，我们研究的是这些文化名人，是对历史的反思，对名人的纪念，研究这些‘五七’战士身上那种精神……”

一个人的能量有多大？若以李城外加以诠释，这种能量不是简单的叠加，而是一种可以发生聚变与裂变的核能，其威力与影响实在难以估量。如今的向阳湖文化名人旧址，已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最年轻的“国保”，也是众多“五七”干校中的唯一。

书写李城外的人多矣，其中不乏大家、名家，早就汇成了一部精彩的《李城外和向阳湖文化》。而我之所以画蛇添足、狗尾续貂，在于我与城外兄的一份情谊。

人与人的交往也是一种缘分，我与城外先生从相识到相知，每当我北望故乡，总会想到咸宁；想到咸宁，第一个冒出来的人物，便是李城外。其实呢，亲人、友人之间的共鸣、共情现象十分普遍，我们会从念着的某人展开想象的翅膀，涉及他所置身的环境。比如我会格外关注我所在意的亲人、朋友所在地的社会新闻、天气变化乃至生活点滴。一个人的份量，有时是可以等同于一座城市的。这，也是我将此文名为《一个人与一座城》的用意之所在。

“李城外”其名，会使人想到钱锺书的长篇小说《围城》——城外的人想进去，城里人的想出来。于李城外而言，城内、城外皆精彩，城内、城外早已浑然一体。因此，也就超越了围城的概念与范围，无所谓进与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