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宅兹中国”说起

推荐理由:本书由复旦大学姚大力等中国史学大家编撰，以宏大的视野，将中国上下5万年的历史进行解读分析，带我们透过历史的表象，看清历史发展进程。

为什么中国历史上仅有的女皇帝出现在唐朝;早在宋朝就建立了从发行纸币到汇款、兑换的完整金融体系;明朝价值观:有钱就是大爷;光绪之死可能与慈禧无关……翻开本书，史学名家为你理清中国上下5万年的来龙去脉。

也许会有不少人，对中国历史的印象就只是一部汉民族史，中国历史其实远远不只是汉人的历史，而必须是多民族文化交相辉映的历史。例如，它必须包括在新疆那一大块中国领土上，曾经存在过的说印欧语的不同人群的历史与文化。有人这样描写新疆当年的人群、语言与文化的多样性:

“塔里木盆地早期文献所反映的社会、语言和民族多样性，其复杂程度可以与我们今天在一个国际枢纽空港所看到的情况相比。

“沙漠极有利于保存干尸、干尸上的衣着、其他随葬物品，以及书写在石头、木片、皮革、纸张之上的数不清的文献。20世纪早期，一个前往塔里木盆地的德国探险队，带回来17种不同语言的文本。

“如果我们把自己想象成一名往返于公元8世纪丝绸之路上的行商，就能大概领略上述那种语言现象的复杂性:一个最常见的来自西方的商人，他在家里说的应该是粟特语;在他曾到访过的佛教寺院里，经文可能是混合梵语的，而日常用语则是吐火罗语;如果他的行程是往南抵达和田，他或许需要用和田塞语从事交流;如果他在那里遭遇来自南边的劫掠，他就必须说吐蕃语以求从对方手中解脱，或者祈求被说汉语的军队解救;他甚至会突然碰到一名买卖羊群的说现代波斯语的犹太商人;如果他看清了正在转变的风向，他还会让他的儿子花点时间学习回鹘语──一个重要的突厥语部族的语言。这个部族将在公元9世纪君临塔里木，变成下一个支配该地的民族和语言群体”。

可以十分肯定地说，以上所提到的，就是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一部分，而不只是在讲授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历史时，才需要介绍的内容。

前面几节已经相当全面地描述了现代中国人的祖先如何从南方北上，分布到这片极其广袤的土地之上。且走且住的漂泊生活，把他们所创造和继承的叫做“文化”的各种遗物、遗迹、遗址，留在难以数得清的地方。

非常关注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著名华裔历史学家何炳棣，晚年回国时总带着一张描图纸，上面是由他本人手描的一幅中国地图，标注了新石器时期考古发现的所有地点。他曾把这张图展示给我看，激动地说:“你看，黄河流域已经被画得密密麻麻了!”何炳棣特别在意华北的新石器文化，他称那里是“中国文明的摇篮”。

事实上，最近40年的考古研究所揭示出来的，是新石器文化在全国各地如同“满天星斗”一样全面繁荣的局面。它记录的正是从现代人在四五万年前踏上中国国土开始，经过新石器时代，也就是公元前8000—前3500年，再到公元前2000年的铜、石并用时代结束之时，我们的祖先自南向北开发中国大地的辉煌成果。

但是直到自南向北阶段的结束，“中国”这个舞台仍然没有被搭建起来。从公元前2000年开始，历史又发生了一个很大的转折。随着华北在“满天星斗”的局面中突起，中国发育的时空节奏也就由自南向北转变为由北到南。“中国”的出现就在这个阶段的第一个千纪，也就是公元前2000—前1000年下半段。

代表了中国考据学全盛时代的乾嘉学派，有一个基本学术主张，叫“循名责实”，也就是根据对事物的命名，去追寻它的实质意义。既然出现了“中国”，那就让我们先从“中国”这个名称的意义入手，导出下面对“由北到南”和“从东往西”这两个阶段的讨论。

“中国”这个名词在历史上曾先后有过五层意思。

现在我们都已经知道，“中国”一词最早出现在铸成于西周初叶的著名青铜器“何尊”的铭文内。铭文记录周成王追溯他父亲武王的话:“余其宅兹中国。”意思是，且让我安顿在这个称为中国的地方。周武王是否真的说过这句话，今天已经没有办法确切地知道了，但至少这个名称在周成王说出这番话的时候已经流行了。这里的“中国”是指今天的洛阳及其邻近地区，大体上与后来把那一带视为“土中”，也就是天下中心的意思。这是“中国”的第一层含义。

中国的第二层含义是指以黄河中下游平原为主体的中原地区，大约包括今天山东、山西、河南、河北等省。但是这个意义上的“中国”要靠做概念的减法推演出来。什么叫概念上的减法呢?就是看看古人把哪些地区排除在“中国”的范围内，通过减掉这些地区，反推出当时古人认为的“中国”究竟是一个什么范围。

荀子说，战国时候的秦，“威动海内，必将危害中国”;韩非说，中国的君主们都知道，南方的越国越是富强，对中国就越不利。从这两句话就可以知道，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包含秦和越两国。也就是说在战国时期，处于今天陕西省关中地区的秦国和处于今天浙江省地区的越国，还不算在中国的范围之内。不只如此，这个意义上的中国也不包括吴、楚在内，也就是不包括广大的长江以南地区。

《汉书》记载，刘邦股部的左侧有72颗黑子，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长在皮肤上的痣。唐朝人颜师古在这里注释说，所谓黑子，在中国都称为黡子;而吴、楚的民间，把它称为“誌”。“誌”也就是“记”的意思，我们今天有时候也把“痣”叫做“记”。所以秦、越、吴、楚，都曾在“中国”的范围之外。可见这个“中国”，仅指中原而言，也就是以黄河中下游平原为主体的那个地区。

中国的第三层含义，把关中也包括进去了。《史记》列举天下的八座名山，说它们“三在蛮夷，五在中国”。位于关中的华山被列入“中国”之内，可见司马迁所说的中国，也就是距今2100年左右的西汉时代所理解的中国，已经把北部中国的核心地区全部包含在中间。

差不多与此同时，“中国”又有了第四层含义，也就是用它来指称以华北核心地区作为统治基础的中央王朝。在后来，甚至也可以指立国于南方的中央王朝，比如说建都南京的东晋、建都杭州的南宋所曾经控制的全部版图。当“中国”被用来命名这样一个疆域范围时，它当然就经常会远远地超出汉地社会和汉文化所达到的边界。秦、汉版图已先后到达今天的广东、云南，但是正如我们稍后将会说到的，直到那时候为止，淮河、汉水以南广大地区的土著，都还根本不是讲汉语的人群。

“中国”的第五层含义，是随着汉语人群向华北以外地区的大规模迁徙流动而产生的。它指的是在国家版图内，不断地向外拓展生存空间的那个主体人群，以及他们的文化，也就是汉语人群和汉文化的地域。

万斯同主编的《明史稿》，在讲述云南各个土司辖区时概括说:“大抵诸夷风俗，与中国大异。”(大体说起来各个非汉族的人群的风俗与中国大不一样。)明代的云南早已经在“中国”的版图之内，所以很清楚，这里的“中国”是指有别于当地各种土著人群的汉族和汉文化的地区。

清代探测长江上游水系，说它“源发于西番，委入于中国”。这是说长江源头是在西番，也就是西藏，几经回转与曲折而流入中国。关于黄河的河源，清人又说，“蒙古谓之敖敦塔拉，西番谓之索罗木，中华谓之星宿海”。敖敦塔拉即oto-un tala，翻译成汉文，意思是星星川，汉语星宿海之名即源此。青藏高原本来就在清版图，也就是第四层意义上的“中国”之内。所以这里在有别于“西番”“蒙古”意义上所使用的中国、中华，仅是指汉族、汉文明地区而言。

“中国”的最后那两层含义，就是一个统一帝国的全部版图，以及这个帝国内部的汉文明所覆盖的地区，这两层含义一直被沿用到近代。所以英语中的Chinese才会既指“中国的”，又指“汉族的”。这并不是外国人的误读，它确实反映出这样的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这个词，曾经长时期地拥有两个互相有联系但又绝对不能互相混淆的不同意思。

我们已经看到，“中国”这个词起源于汉文明，所以满语里面的“中国”(tulimbai gurun)源于汉语“中国”的意译，如果要把它翻译过来，意思就是“居中之国”;蒙古语的“中国”叫dumdatu ulus，是从满语再转译过去的。中国在藏语里就叫krong-go，维吾尔语里叫jung-guk，一听就知道它们都是汉语“中国”的音译。

所以中国的扩大，既是诸夏或者华夏逐渐拓展它的生存空间的过程，更是中国超越华夏的生存空间，变成一个“大中国”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