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是诗意人生的乐土

在中华先民的生活中，对诗意的追求是最显著的民族特征之一。正是在这种文化土壤中，“诗言志”成为中国诗歌的开山纲领。先民创造了富有诗意的生存方式，华夏大地整体上就是诗意生存的乐土，诗意生存是中华文化最为耀眼的精华。

在我国漫长的诗歌曲谱中，《诗意人生》着重挑选了六位在文学上有建树又人格高洁的诗人: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用简练平实的语言，评述六个诗意人生的典型，带给我们一场丰盛的精神盛宴。

中华文明以人本精神为基石

从总体上说，中华文明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以人本精神为基石的人类文明，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早认识到人类自身的创造力量的民族。

火是人类最早掌握的自然力。古希腊人认为火种是普罗米修斯从天庭盗来馈赠给人类的，而中华的先民却认为这是他们中的一员——燧人氏自己发明的。这典型地反映出中华文化与古代西方文化的精神差异:西方人把希望寄托于天上的神灵，中华的先民却对自身的力量充满了自信。

在中国古代的神话体系中，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大禹治水等神话传说其实都是人间的英雄和氏族首领的英雄事迹的文学表述。女娲等人的神格其实就是崇高伟大人格的升华，他们与希腊神话中那些高居天庭俯视人间，有时还任意惩罚人类的诸神是完全不同的。

中国古代神话中的有巢氏、燧人氏、神农氏等人物分别发明了筑室居住、钻木取火及农业生产，而黄帝及其周围的传说人物更被看作中国古代各种生产技术及文化知识的发明者。神话人物的主要活动场所是人间，他们的主要事迹是除害安民、发明创造。既然中华的先民们确信文化是他们自己创造的，这种文化就必然以人为其核心。

追求人格的完善，追求人伦的幸福，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便成为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取向。

在中华文化中，人是宇宙万物的中心，是衡量万物价值的尺度，人的道德准则并非来自神的诫命，而是源于人的本性。人的智慧也并非来自神的启示，而是源于人的内心。这种思维定式为中华文化打下了深刻的民族烙印，那就是以人为本的精神。

“诗言志”成为中国诗歌的开山纲领

正因如此，先秦的诸子百家虽然议论蜂起，势若水火，但它们都以人为思考的主要对象。它们的智慧都是人生的智慧，它们的关怀对象都是现实的人生。

且以春秋战国时代最重要的两位思想家孔子、庄子为例。孔子为了实现其政治理想，栖栖惶惶，席不暇暖。在政治活动失败后，又以韦编三绝的精神从事学术与教育，真正做到了“发愤忘食，乐而忘忧，不知老之将至”，正是这种积极有为的人生态度使他对生命感到充实、自信，从而在对真与善的追求中实现了审美的愉悦感，并升华进入诗的境界，这就是为后儒叹慕不已的“孔颜乐处”。

孔子如此，庄子又何必不然?庄子以浪漫的态度对待人生，他希冀着超越现实环境的绝对自由，但在追求人生的精神境界而鄙薄物质享受这一点上则与儒家殊途同归。正是在这种潇洒、浪漫的人生态度的基础上，庄子才能在自由的精神世界中展翅翱翔。

儒、道两家相反相成，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基本人生思想，他们对人生的态度，学者或称之为艺术的或审美的人生观，我觉得不如称之为诗意的人生观更为确切。因为那种执着而又潇洒的生活态度，那种基于自身道德完善的愉悦感，那种对朴素单纯之美的领悟，那种融真善美为一体的价值追求，除了“诗”这个词以外简直无以名之。

正因如此，“诗言志”成为中国诗歌的开山纲领，“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成为中华先民对诗歌本质的共同认识。

中国的古代诗歌既不是颂神乐歌，更不会像柏拉图所说的那样被哲学家逐出理想国。中国诗歌的创作主体是人，它所表现的客体也是人，它从人出发，又以人为归宿。中华先民的诗歌创作是全民族陶写心声的普遍方式，中华大地也就成了一个诗的国度。

孔子恺切周至地以学诗来教育子弟，《诗经》得以跻身于儒家经典之列;《老子》全书皆为韵文，几可视为一首长篇哲理诗;《庄子》中丰富的想象和生动的形象使全书充满着诗意，书中关于“言不尽意”“得意忘言”的命题为后代诗学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养料。儒、道两家一正一反，分别从社会功能和审美功能方面浇灌了后代诗人的心田。既然中华文化赋予诗歌以无比强大的功能，成为深入人心的文化形态，所以诗歌必然会成为中华文化皇冠上最为耀眼的一颗明珠。

阅读好诗，实现诗意生存

在古代中国，诗人成为全社会所仰慕的崇高称呼，即使贵为帝王者也仍想获取这顶桂冠。

中国历史上曾涌现出无数的志士仁人，这些志士仁人往往本身就是杰出的诗人，他们用优美的诗句表达了内心对人生道德境界的追求，诗歌成为他们留给后人的最宝贵的文化遗产。

行吟泽畔的三闾大夫和漂泊江湖的少陵野老已经凭借其壮丽诗篇在中国人民心中获得了永生，文天祥舍生取义的人格精神已凝聚在“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两句诗中。到了近代，谭嗣同在狱中以“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两句诗宣示以身殉国的精神，留学异国的鲁迅用“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之句来表达对祖国的满腔热爱。

当我们诵读这些家喻户晓的诗歌名篇时，在获得审美愉悦感的同时也在道德上接受了熏陶。这种熏陶不是抽象的道德说教，它会伴随着优美的意境和动人的形象悄悄进入人的内心，它像“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春雨一样悄然滋润我们的心田，推动我们的精神境界向着崇高迈进。

如果选择在人生态度和作品境界两方面都对后人有巨大影响的第一流诗人，我们首先会想到下面这份名单: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

上述六位诗人，其遭遇和行迹各不相同，其诗歌创作也各成一家，但他们都以高远的人生追求超越了所处的实际环境，他们的诗歌都蕴涵着丰盈的精神力量。

孔子说“诗可以兴”，朱熹确切地解“兴”为“感发志意”，王夫之对“兴”的作用有更详尽的解说:“兴者，性之生乎气者也。拖沓委顺，当世之然而然，不然而不然，终日劳而不能度越于禄位、田宅、妻子之中，数米计薪，日以挫其气。仰视天而不知其高，俯视地而不知其厚，虽觉如梦，虽视如盲，虽勤动其四体而心不灵，惟不兴故也。圣人以诗教以荡涤其浊心，震其暮气，纳之于豪杰而后期之以圣贤，此救人道于乱世之大权也。”

读诗，阅读上述六位诗人的好诗，一定会使我们从浑浑噩噩的昏沉心境中蓦然醒悟，一定会使我们从紫陌红尘的庸俗环境中猛然挣脱，从而朝着诗意生存的方向大步迈进。

为什么要追求诗意的生存?因为那是人生的最高境界，是人生的真谛。

(作者莫砺锋系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南京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