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归来》简体中文版单行本时隔76年再度出版 重温“窑洞对” 再现“延安95小时”

1945年，毛泽东和黄炎培在延安机场交谈。

“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党史上，“延安窑洞对”是非常著名的一段论述，毛泽东通过与黄炎培的对话，阐发了关于如何通过民主来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历史周期率的思想。而“延安窑洞对”的最早出处，就是黄炎培先生的《延安归来》一书。

如今，市面上仍能寻见的单行本《延安归来》，只有1945年在重庆国讯书店出版发行的繁体中文竖排版。在庆祝建党100周年之际，中央党校出版集团特别推出《延安归来》简体中文版，帮助广大党员回顾历史，回望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为人民服务的政治作风，更加深刻感悟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

黄炎培其人与《延安归来》

首先要介绍一下黄炎培先生其人和《延安归来》这本书。

黄炎培，中国杰出的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1878年出生于江苏川沙县(今属上海市)，1901年入南洋公学，1904年在乡办校，因鼓吹反清被逮捕，在江苏巡抚“就地正法”批文到达一小时，由牧师保出逃亡日本，一年后事息归国，继续兴办学校。1905年参加同盟会。

辛亥革命后，任江苏省教育司长，全力以赴改革地方教育，全面规划建设了省立高、中等学校和县立小学。1917年5月6日，他在上海成立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研究、试验、推行职业教育的全国性团体——中华职业教育社。

他两次被委任为教育总长而不肯就职。曾进行乡村建设实验，筹办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现河海大学)、国立东南大学(现南京大学)、上海商科大学(现上海财经大学)、厦门大学等高校。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黄炎培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1941年，与张澜等人发起组织中国民主政治同盟，曾任主席。1945年发起成立中国民主建国会。

这里有必要补充一个黄炎培没有写在《延安归来》中的细节。1945年在延安，毛泽东见到黄炎培时说:“我们20多年不见了!”黄炎培一脸愕然，不知道初次相会的毛泽东何出此言。毛泽东笑着说:“1920年5月某日在上海，江苏省教育会欢迎杜威博士，你主持会议，在讲话中说中国一百个中学毕业生，升学的只有多少多少，失业的倒有多少多少。那一大群听众之中就有一个毛泽东。”

新中国成立后，他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等职。1954年9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2月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65年病逝。

黄炎培著述有好几种，其中《延安归来》一书内容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回答了10个重要问题，即延安之行的动机、去延安的名义、对大局的看法、对延安的观感、延安的政治作风、与中共领导人谈话的经过、国共合作的前途等。第二部分是作者在延安5日所写的日记，其中详细记录了作者与毛泽东的“窑洞对”。第三部分是作者访问延安有感而作的两首诗。

“延安95小时”前因后果

1945年7月1日，时年67岁的黄炎培等6位国民参政员来到延安，7月5日离开延安回重庆，在延安他们一共停留95小时。

当时，纳粹德国已经投降，日本大势已去，中国人民即将迎来胜利与和平。与此同时，国统区发生了严重的政治、军事、经济危机;中国共产党的“七大”提出了建立联合政府的要求，得到各界拥护。但这一要求又被国民党拒绝。国民党决定于1945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中共中央认为，国民党一意孤行地要召开由它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制定假民主的“宪法”，因此决定中共参政员不出席定于1945年7月在重庆召开的第四届国民参政会，以示抗议。

此时国共两党的谈判已完全停止。黄炎培等爱国民主人士感到非常担心。他们主张，宪法“必须在全国和谐一致的空气中产生”，他们又联名致电延安毛泽东、周恩来，希望促成团结。毛泽东、周恩来复电，表示热忱欢迎黄等人赴延安。

7月1日，黄炎培等6人乘飞机从重庆抵达延安，毛泽东同朱德、周恩来、林伯渠等到机场迎接。这就是延安之行的由来。

在延安期间，6位参政员与毛泽东、周恩来等3次正式商谈，达成了共识。双方以《会议纪要》形式达成了停止国民大会进行和从速召开政治会议的两点协议。这个协议是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达成的第一个正式协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合作进入到新的历史时期。

黄炎培回到重庆后写出《延安归来》一书，翔实记载了中共各项政策的实施情况和解放区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成就，揭露了国民党对中共领导下解放区的造谣，为避免遭国民党书刊检查机构的无理删节，决定不送检查，自行出版。

他在延安看到了什么

在95小时的行程中，黄炎培走访了延安新市场、光华农场、日本工农学校等地方。他仔细询问商品价格、商业运营模式，留心观察街市人情。“走了好多时候，街道是整洁的，阶下有水道。却没有看到茶馆，没有看到一个游手闲荡的人，他们叫作二流子。男女都气色红润，尤其是女子，特别秀硕。据说，当地人家吃小米，小米很能增加女子内分泌在街上绝对没有看见过一个面带烟容而颓唐的人。”

黄炎培陆续接待了在延安的新朋旧友，丁玲、陈学昭、陈毅、张仲实、张曙光、范文澜等。他们不全是中共党员，交谈中黄炎培获悉了更多关于延安社会的深层信息。

“这里公务员的衣食用品都是公家供给的，每一公务员每人每年有棉衣一套，单衣一套，衬衣一套，棉鞋单鞋各几双。每日米二十两(今年为了备荒，改为十六两，有的人特别报效，自动改为十五两)，蔬菜一斤。每月猪肉二斤(去年三斤，为了备荒故减)，油一斤半。生育一切公费，连纸都由公家供给。孕妇产前公家车送医院检查。婴儿六个月以下，公家给钱。以上到一岁半，每月给面二十斤。母亲如乏乳，则供给牛乳。”

“作家领取纸笔，不加限制。因为膳食是公给的，所以延安大学假如有位教授，今天要到这里招待所午餐，必先向延安大学方面领一证明纸，交给招待所，使延安大学减一客饭，招待所添一客饭，才不致浪费，也不致仓促难办。他们立法是精细的。”

“农场现有三千一百多头牛，都已注射防疫血清。小米特产是狼尾谷，改进后产量增加百分之十。玉米特产是金皇后，这是刘少奇从鲁豫前敌间采集来的种子，经改进后生产增加百分之五十。洋芋美国种，增产百分之二十五。蜂一箱可收蜜五十磅，普通只收三十多磅。”

军民关系处理得很好。“中共军队每到一地方，必首先争取民众。现时他们所用的方法，是使民众站起来，聚拢来，让他们自由投票选出他们所认为满意的人，做这一地方的乡长或其他公职，军队绝对不参加意见。如果遇到士兵与地方老百姓发生纠纷，必须责备士兵，因为老百姓没有枪，决不敢也决不能欺侮有枪的兵士。”

他还见到了彭德怀、贺龙、陈毅等一批赫赫有名的军事将领，一个个都是朴实稳重，“和我平时的想象完全两样。并非如此前某种单方面宣传所说的如洪水猛兽，相反都很儒雅有礼，见面谈笑，如坐春风。”

在民主政治方面，政府在街头都设置有意见箱，“个个人得投书街头的意见箱，也个个人得上书建议于主席毛泽东”。

“延安窑洞对”写入历史

在延安，毛泽东与黄炎培进行了多次正式和非正式的谈话，谈得很好，那么“延安窑洞对”是如何发生的呢?有必要完完整整地摘抄书中这段叙述——

有一回，毛泽东问我感想怎样?

我答: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我想: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短短5天的延安之行，黄炎培在兴奋之中带着冷静，他在书中总结说:“延安5天中间所看到的，当然是距离我理想相当近的。我认为中共有这些表现，并没有奇异。集中这一大群有才有能的文人武人，来整理这一片不小也不算大的地方，当然会有良好的贡献。我认为中共朋友最可宝贵的精神，倒是不断地要好，不断地求进步，这种精神充分发挥出来，前途希望是无限的。至于方针定后，他们执行得比较切实有效，就为组织力强，人人受过训练的缘故。”   (李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