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条茶道通漠北 ——长篇小说《茶道通漠北》后记

读高中的时候,我就从书上得知日军没有打过宜昌、恩施一线。难于上青天的武陵山脉阻止了日军全面占领中国的步伐,保住了中国大西南,给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留下了一块可供喘息的根据地。我对离我千里之外的宜昌、恩施十分好奇,萌发了到那块神奇的土地上去看看,并且写一写这个地方的想法。

因此,一九九九年我一个人从武汉坐大巴,穿过江汉平原,在宜昌轮渡码头坐船过长江上恩施,沿川鄂公路心惊肉跳地看着大巴在悬崖峭壁上,爬到了巴东县野三关。这一次远行,使我对断崖式把江汉大平原与大西南隔开的武陵山有了初步认识。

二〇〇八年,我到了湖北省作家协会宜昌市长阳创作基地,开始边写长篇小说《大洞商》,边抽空到宜昌辖区的各个红色政权所在地和抗日战场去走访,了解当地土家族的风土人情,为创作当时还没有定题目的长篇小说做准备。同仁们不知道我一个外乡人为什么长年在宜昌的山山岭岭跑,我也没有公开我的创作计划。

写完三卷本120万字的长篇小说《大洞商》交给长江文艺出版社审稿出版后,我从二〇一二年六月起,又继续到长阳创作基地开始闭门创作长篇小说《汀泗桥》,有机会便与当地干部一起下乡,又在宜昌的山山岭岭跑。

因为我对电脑一窍不通,只能用钢笔一个字一个字在稿纸上写出来,再用快件寄给我的助手,帮我打成电子版,她再将打印出来的文本寄给我修改校正。如此往返两年,三卷本141万字的长篇小说《汀泗桥》脱稿。我立即离开长阳创作基地,到我的家乡咸宁市汀泗桥镇,在这个因为北伐战争而名扬天下的“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对这部我仅仅用了两年时间,便一气呵成的大长篇进行最后修改定稿。

当年底,《汀泗桥》经过三次修改校正后,我将书稿交给了长江文艺出版社。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走进了医院,住进了病房。

出院后,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我开始着手收集创作长篇小说《和平前言》的资料。在通过了省作协长篇小说重点选题评审后,这部作品我定名为《和平前言》。

二〇一三年九月,我又有了写一部以“一带一路”为创作主题的长篇小说的想法,并开始关注这一题材,收集相关资料。

从我的家乡湖北省咸宁市桂花镇(古柏墩街),有一条从江南丘陵地区通往大漠北的茶道。这条茶道上从明朝末年开始,“川”字牌青砖茶,包括生甡川、长盛川、长裕川、长胜川等品牌,便在大漠北乃至中亚、中东、欧洲各地越走越远,越做越大。

更加值得一写的是,这些“川”字品牌青砖茶含有红色基因。它是由原鄂南特委书记、南方局宣传部长,湘鄂西区委书记,鄂西特委(1938年武汉沦陷后行使湖北省委职能)书记何功伟祖上创立和经营的品牌,何功伟在武汉读书期间便住在“生甡川”茶楼。

1941年,年仅26岁的何功伟在恩施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用鲜血染红了鄂西大地。这更坚定了我写一部蕴藏红色基因的“一带一路”题材作品的想法,使革命文化得到广泛弘扬。

二〇一六年六月,我再一次离家上了武陵山,到了恩施,开始着手收集、采访长篇小说《和平前言》的创作资料、素材。

因为《和平前言》是湖北省长篇小说重点选题,有创作时间限制,我又不得不将《茶道通漠北》暂时放下来,开始创作《和平前言》。

在创作《和平前言》的过程中,我的脑子里两部长篇小说都定型了,并交替涌现。但《和平前言》的创作时间又紧,直到二〇二〇年《和平前言》第一部脱稿,我才下决心写完《茶道通漠北》,把它从我的脑子里清空。

很快,《茶道通漠北》以40余万字的篇幅收笔了。我将书稿分成四份,分别托我的四个朋友抽空帮我打成电子版,最后全部集中到恩施市文物局杨蕾手上合成,她打印出来交给我修改、校对,于二〇二一年十月修改定稿后交给作家出版社总编辑张亚丽。她指派该作品的责任编辑桑良勇与我对接。桑老师看完初稿后,打电话给我,惊呼:“陈老师,这部书可以拍‘大宅门’。”他很快将该作品推入出版程序,抓紧时间校正,争取尽快出版。

《茶道通漠北》是我见缝插针写成的一部长篇小说。我满意地放下笔,期待它早日面世,以了却我写一部“一带一路”题材文学作品的心愿。

那条从我的家乡通往大漠北的茶道,期待会因为这部作品叠加在“一带一路”上,因它蕴藏的红色基因而绽放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