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城悠悠，由建筑之美造就

何谓城？许慎《说文解字》云：“城，以盛民也。”城是一个四周以土制城墙、上以天宇为覆顶的“容器”，里面住着许多老百姓，还有城的统治者。城在古代称为国。国这个汉字，繁体写作国。所以，国原指四周用土墙围合的一个区域，这里有百姓千家。

从建筑的角度观看中国古代城市，你会发现它们渗蕴着温馨而严厉的伦理气息，有一种颇为冷峻而富于理趣的美。本文摘自《建筑中国：半片砖瓦到十里楼台》。

主要是消费的“容器”

只要是城，哪怕是最古的城，就不可能没有任何一点商品交换活动。“市井”一词是人们所熟知的。《管子·小匡》说：“处商必就市井。”市源于井。这里的井指远古井田，不是水井，即《孟子》说的“井九百亩”的井。一块井田凡九百亩，称为“九夫为井”，一夫等于一百亩。《说文》说“八家一井”，指八家（八夫）“同养公田”，公田居于井田中心，面积也是一百亩。“八家”各司私田，所耕种的农产品有了剩余，便拿到公田那里去交换，后来公田被取消，便成了最原始的“市”的所在地，所谓市井，即此谓也。

但是，中国古代都城主要是作为军事、政治“机器”而运行的。作为军事据点，守国以拒险，否则筑四周城墙有何用？《易传》解释坎卦时说：“王公设险，以守其国。险之时用大矣哉。”遇险（包括自然之险与人力之险，后者主要指外敌侵扰）而以城墙拒之，便是国的基本功用。中国都城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东方政治与军事色彩。

中国城市起源颇早。石峁遗址、陶寺遗址与良渚遗址等，都有古城址出土。河南淮阳平粮台和登封王城岗龙山文化遗址，前者距今约4300年，后者距今约4000年。河南郑州商代古城遗址距今约3500年，面积近25平方公里，设城墙，周围长7千米，是政治、军事中心。《吴越春秋》说：“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居人，此城郭之始也。”这一记载与考古发现是大致相合的。

这种政治、军事堡垒是强有力的，它有效地管辖着全城和郊野，是乡野的宗主；同时由于城市主要不是一个生产的“容器”，而是消费的“容器”，它在经济上又不得不极大地依赖于乡村郊野，还没有走出农村型自给自足经济的限制。政治、军事上的巨人与经济上的侏儒，是中国古代一般城市的典型特点。广大乡野一方面承受着长期的经济压榨，为城市的生存、发展提供食物、衣物与劳动力等，另一方面又严重地“包围”城市，阻碍着城市的发展。城市建筑文化，便在城乡关系之间求生存、求发展。

以方为常式

城市，以其建筑物、道路、水系、桥梁以及园林景观等，与其他一切自然、人文因素结合成一体，呈现给人们动态的平面与立体空间意象。

从建筑考古看，《杨鸿勋建筑考古学论文集》说，1949年后建筑遗址的发掘，以黄河中下游地区为多，主要属于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期。有西安半坡、临潼姜寨、宝鸡北首岭、华县泉护村、邠县下孟村、长安客省庄、陕县庙底沟、洛阳孙旗屯和王湾等近20处。其中具备一定聚落规模的有西安半坡、临潼姜寨、宝鸡北首岭、洛阳王湾、汤阴白营几处。

最早的城市平面形态以方形、圆形居多。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收获》一书曾经指出，半坡遗址居住区大体上呈一个不规则的圆形，里面密集地排列着许多房子。居住区的周围是一条宽、深各5—6米的防御沟，沟的北边有公共墓地，东边是烧制陶器的窑场。中华初民的原始建筑平面意识中，尚无成熟意义上的哲学、美学与科学的圆形或方形意识。由于当时生产力十分低下，建房造屋只要能够造起来不倒塌、可以居住就行，究竟要求具有怎样的平面，这在初民心目中尚不是很清晰、规范的事情。

中国城市方形平面的执着追求，首先取决于材料性能、功能要求、技术条件与经济考虑，在儒家伦理观念登上历史舞台后，更有愈演愈烈之势。有的城市平面布局不那么严格，那是地理环境所限，不得不如此。方形平面的中国城市所追求的理想模式，要求体现天圆地方中的“地方”观念，以及以王权为至尊的伦理等级。

从“里仁为美”说起

《论语》说：“里仁为美。”

有人把“里”理解为“裏”字的简体字“里”，解释为里外的里，从而将《论语》的这一句名言理解成先秦儒家所推崇的以仁义道德为精神内涵的“心灵美”，其实大错特错了。

“里仁为美”的里，与里外的里（裏）显然是两个字。《说文解字》段玉裁注云：“里者，居也。”里是居住、居所的意思。

因而，所谓“里仁为美”，大约指讲究居住的道德伦理秩序即美善之意。先秦儒家思想以道德伦理为旨归，它们处处、时时讲礼，衣、食、住、行无不遵礼，这便是《论语》所谓“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因此，在人的居住环境中讲究、遵守仁（礼）规范，并以此为美，是不奇怪的。

由上海里弄的里，笔者想到了中国古代的城市里坊制度。

根据史料，中国古代城市的管理是很严格的。从春秋到隋唐大约1500年间，统治城市的帝王与官吏，为了加强对城市居民的控制，实行里坊制度。《中国建筑史》指出：“从春秋到隋唐实行里坊制度，把城内居住区划成许多里坊，里坊内有街巷，四周用高墙围起来，设里正、里卒看管把守，早启晚闭。”

城市里坊，既是市民的居住单位，也是行政单位，是管束居民的一种方式。

唐代长安的里坊制度颇为完备。从考古实测与有关记载看，唐都长安有一百零八个里坊，规整地分布在这座天下第一帝都的次要区域，而中心区域或繁华地区设皇城、宫城，是宫殿区，构成棋盘格式的城市平面，所谓“百千家似围棋局”，此之谓也。

唐代长安的市场主要集中在东市、西市，也有零散的商贸活动在一些里坊进行。但是，唐以前州、县以上的城市商业贸易活动依然有严格的时间限定。在一个舆论一律的国度里，商贸活动也讲求一律。当时长安的东市、西市也像里坊一样，按市令开启与关闭。正午一到，击鼓几百下开集；黄昏来临，又击鼓几百下散集，很有些刻板。这一点，读者去看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即可理会，那是汴河边车水马龙、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活动的街景，那连绵不断的房舍屋宇，已见不到封闭式里坊的影子了。

里坊制被打破，人的“心情”也从里坊的封闭之中被解放出来，这是中国城市的新气象。

（咸宁日报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