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古江河写新篇

3月26日，宜昌，5100尾中华鲟被放流长江。

中华鲟是国家一级野生保护动物，有“水中活化石”之称。此次放流活动，对改善和优化长江水生生物群落结构具有重要意义，是治理和保护长江的又一创新举措。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今天，长江流域以不到全国1／5的国土面积，生产了全国1／3的粮食，创造了全国1／3的国内生产总值，这里还生活着全国1／3的人口。

70多年来，对长江的治理和保护，是中华民族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笔。《不废长江万古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长江治理与保护纪事》（以下简称《纪事》），以翔实的史料、丰富的细节，记述了这一幅治水画卷。

“调一个兵团用打仗的方法来完成任务”

1949年，在中国历史上，有着丰富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含义；但是在长江史上，1949年夏天又一次发生了大洪水，长江中下游五省有灾民900多万人。

中国共产党人要接手的，就是这样一个局面。《纪事》一开篇，就是大军南下，“四野”南下工作团抵达武汉后，原定担任广西省政府第一副主席的秘书长林一山，目睹江河破堤溃垸、百姓流离失所的惨状，接受了中共中央中南局的挽留，组织人马投入到抗洪抢险和堵口复堤的战斗中。随后奉党中央、政务院之命，组建专司长江流域规划与治理的专门工作机构——长江水利委员会。

新中国向长江水患宣战的第一个战役，就是荆江分洪工程，建设一个可有效吞蓄洪水总量达50多亿立方米的分洪区，用于分泄荆江上游巨大的超额洪水，为在长江上兴建大型水利枢纽工程赢得时间。

林一山请中南局出面协调，租借武汉大学试验场，编制完成了《荆江分洪工程计划》。1950年10月1日，毛泽东看完这份计划，问了一个问题：这个工程能够保用多少年？

得知“可保用40年，至少20年”，毛泽东当即拍板，批准了计划，并嘱咐尽快实施。

计划实施并非一帆风顺，《纪事》没有回避湖北、湖南两省的不同意见。经过周恩来的协调，解决了矛盾，《政务院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的决定》于1952年3月31日正式发布。毛泽东作了三点具体指示，其中第三点是：“工程一定要在汛期前完工，调一个兵团用打仗的方法来完成任务。”

当我们回看这一段历史，不得不钦佩那一代领导人和建设者，他们是以战争年代经过生死考验的决断力来处理事情——1953年4月25日工程竣工，1954年就迎来了最凶险的考验。面对大洪水，荆江三次分洪，武汉保住了，沿江7500多万人的身家性命保住了。

1953年，毛泽东乘军舰视察长江，在与林一山的谈话中提出两个问题。谈防洪：“（指向三峡东口）为什么不在这个总口子上卡起来，毕其功于一役？”谈水利资源分布：“南方水多，北方水少，能不能把南方的水借给北方一些？”

如果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长江治理与保护事业比喻为一幅图卷，纵览70多年，我们会发现，最浓墨重彩的那几笔，其实在一开始就勾勒出了雏形。

六大篇章全景展现“治水图”

《纪事》以六个篇章全景展现“治水图”。首战荆江、毛泽东擘画两大工程为首章；然后讲述陆水工程、丹江口工程、葛洲坝工程，这些工程其实都是为三峡工程作准备；第三章为三峡工程；第四章为南水北调工程；第五章讲述长江防洪；末章为长江大保护。

这些宏伟工程，每一个都完全可以单独成书。《纪事》以史识统领，写来脉络清晰、层次分明，同时又抓住了重大史料和生动细节，兼顾了历史感和叙事感。

比如1958年开工的丹江口工程，林一山的定位是：“修三峡工程好比上天，上天要有梯子，丹江口工程就是将来胜利建成三峡工程的梯子。”建设者形容工地伙食：“好着哩，腰花（豆瓣）、猪肝（红薯片）、蛋炒饭（苞谷），简直是呱呱叫（南瓜、冬瓜和辣椒）！”

10万民工三班倒，漫山遍野红旗飘，高潮冲昏了许多人的头脑，高指标和“浮夸风”也刮到了工地，一套科学程序也完全被打乱了。

更不可思议的是，大坝混凝土浇筑没有温控设备，完全在自然状态下作业，还废除了混凝土搅拌时夹冰碴的制度，美其名曰“不吃冰棒”。造成的后果是水泥的生化热不能散发。由于膨胀，冷却后便形成大坝裂缝，裂缝把巨大的坝体撕成许多裂块，致使大坝上下出现了较多的架空、蜂窝、狗洞，最严重的是大坝最关键部位出现了贯穿性裂缝，俨然将整个坝体竖着砍了三刀，直接威胁整个工程的安全。

周恩来在“七千人大会”次日便召开会议专题研究丹江口工程质量问题，明确指示工程停工，确定了“施工服从设计、设计监督施工”的原则。停工两年进行修补整改后，才重新开工。

类似的教训，在葛洲坝工程又发生了一次。由于提前兴建，未经过充分的勘测、设计、研究，葛洲坝工程开工后，不得不采取“边施工、边勘探、边设计”的方式进行。偌大一座工程，工地上居然没有一个负责技术的总工程师，设计图纸上也没有签名负责的。指挥部还发起了“千人设计、万人审查”运动，设计人员只绘图、不签名。原因是，有的认为在图纸上签字是显摆自己，有名利思想；有的认为图纸是奉命设计，不想签名。

一期工程经过一段时间，混凝土浇筑便发生了重大质量事故——已浇筑的数万立方米的坝体到处是裂缝、蜂窝、狗洞。技术和质量问题接踵而至，施工陷入困境，指挥者急如热锅上的蚂蚁，却一筹莫展，无计可施。

1972年11月8日、9日、21日，周恩来抱病三次召开会议，共长达12小时15分钟，会议决策：葛洲坝主体工程暂停施工，修改设计工作由长办负责。二是成立葛洲坝技术委员会，由林一山任主任，直接对国务院负责。三是撤销工程指挥部，成立葛洲坝工程局，负责施工的组织和管理。

这一次，停工22个月。经过广大专业人员殚精竭虑、苦思冥想、发挥聪明才智，工程修改了设计、重新上马，最后成为优质工程。

像这样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记述，书中还有很多。

比如，长江水利委员会设计院一位曾长期从事南水北调规划工作的女高工，中线工程开工前被查出身患绝症，弥留之际，她留下了这样的遗言：我干了一辈子南水北调，最大的愿望就是能看到开工，现在我看不到了，请把我的骨灰埋在丹江口水库的山上，等到开工的那一天，我也能看上一眼……

涓涓细流，汇聚江河，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长江治理与保护事业如同一幅壮丽图卷，每一笔都不可或缺。

（李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