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古代文明当代价值的认识—— 从公共经济思想看中华文明特征

《黄河文明四千年：华夏时空变迁与公共经济逻辑》 　　宋丙涛　张庭　潘美薇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中国不仅是一个文明古国，还是一个地跨数千公里的文明大国，更是一个延续了数千年的可持续文明思想与制度的发源地。因此，从中国古代的黄河文明开始，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研究应该是一个值得尝试的起点。

与欧洲近代以来不断出现的商业发家史相比，与西方近代文明对私人产权的强调相比，中国历史历来重视对公共经济活动的记录，而本书所要研究的恰恰是历史上黄河文明中蕴含的公共经济思想及其制度架构的演变轨迹。

近代以来，鉴于西方在战场上的优异表现，西方的科学话语体系逐渐吞噬了东方的人文知识体系。“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的“科学”问题逐渐取代了“我为谁”“我到哪里去”的“初心”思考。

为了在西方的知识体系内部回应西方人的傲慢歧视，许多有识之士开始关心“何以中国”“谁为华夏”的问题。在这些卓有成效的探讨中，思想史大家许倬云与葛兆光教授的分析颇有影响力。他们的分析力图摆脱民族国家话语体系的纠缠，强调历史上的“华夏”与“中国”是一个文明共同体。然而，正如有学者所述，这些“研究者本身的民族国家立场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并且这些立场和诉求最终还是要在研究中体现出来”，因此他们的研究难免会遇到南北文化之辩与游牧农耕之争的困惑。

本书之所以从文明的角度切入，正是试图提供一种全新的全球文明史观。尽管本书的研究对象——黄河文明只是文明的一个特例，但人文知识体系基础之上的公共经济体制是一个普适性概念，我们对黄河文明本质内涵的探索是有普遍意义的。因此我们认为，尽管“华夏”“中国”代表的只是一种文明模式与思想体系，并且这个黄河文明更为关心“为了谁”的“初心”与目标，但为了给未来的文明比较研究奠定方法论基础，本书仍然愿意在西方话语体系的“科学”知识体系内回答“‘华夏’‘中国’是什么从哪里来”的问题，愿意讨论体制效率源泉的还原论问题。只不过，我们认为，作为“华夏”“中国”内核的黄河文明是以儒法思想为基础构建的公共经济体制，而作为核心的儒法思想又是历代精英应对现实问题、服务天下苍生的理论思考与经验总结，因此该思想的现实目标就是，在“为了谁”的“初心”基础上不断构建或改进国家治理体制。

本书关于黄河文明诞生的基本结论是，大禹是来自青藏高原边缘地带的南方民族首领，大水的发生与夏朝的构建都发生在黄河中上游的海东、甘南、宁夏与蒙南、陕北地区，但大水影响的区域主要是河套地区，而导水的主要流经区域是内蒙古、山西、陕西之间的黄河河段，大水被导入的“东海”恰恰是商朝建立者的祖居地——“中原”。我们认为，黄河文明构建了禹贡九州中雍州、梁州、冀州的财政体制。而被今天的主流学者反复强调的豫西晋南地区的人类活动痕迹只是气候条件变化后，夏朝中后期逐步南迁的结果。

黄河文明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经历过两次“成型”之变：一次是殷周之变，从鬼神文化变为礼乐文化，强制力从全能神到全善神的变化奠定了世俗治理结构的理论基础；另一次是秦汉之变，儒法结合使得郡县制日渐成型，奠定了现代大国治理结构（决策机制与执行机制相分离）的理论基础。希尔斯曾写道：“抛弃传统应当看成是新事业的一种代价；保留传统则应算作是新事业的一种收益。”儒家经世济民学说与法家吏治管理思想就是这样一种得到了传承与延续的公共经济思想的理论内核，也是黄河文明的政治继承人从中不断汲取营养的思想宝库。

毋庸置疑，儒家学说从“修身”到“治国”，从体制构建到人才培养，都显示了儒家学者的缜密思考与高瞻远瞩。儒家学者构建的公共经济体制以公私经济的明确分工为前提，以公共产品供求双方对各自行为规范与边界的恪守为基础，形成了以天道和德性为基础的合法性理论体系。儒家学说在法律制度无法界定公共利益边界的情况下，积极构建非正式供给行为约束制度，不仅用“天道”理论来规范君子的决策行为，而且用“诚信”道德来约束国家公职人员的执行过程。同时，儒家还主张充分利用教育与舆论的作用来促使统治精英自主选择利他行为，从而形成了黄河文明“劫富济贫”的社会文化特征。尽管这个特征因与英国崛起过程中的“劫贫济富”背道而驰而不利于原始资本积累与工业革命爆发，但儒家学说对人类二元本性（生物性与社会性）与公共产品多元化的理解、对利他精英的教化建议很可能会构成未来社会科学，特别是公共经济学颠覆性转向的理论基础。

确实，近代以来的科学民主浪潮，带来了理性的科学方法，但也带来了学科僭越的恶果。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基础的历史进化论摧毁了古典学派的人性多元化假设，不仅假设人与人都一样，使得社会精英的修身养德成为不必要，而且推崇“人与动物一样，都以自我保存、生存发展为终极本性”的生物经济学假设。特别是，以经济人为基础的公共选择理论与公共经济学的流行，误导了公共经济理论的探索方向，从而导致了社会精英的堕落与社会矛盾的激化。

相反，儒家学者早就清晰地认识到了公共产品的多元化特征，进而提出了多层级的家国天下理论，从而为全球化背景下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关系处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与西方竞争性文明渐渐陷入理论悖论的困境不同，黄河文明的空间开放性与利益共享性特征，很有可能为现代文明的未来转型与全球治理的僵局破解提供某些启发。特别是“古代中国的天下主义和夷夏之辨，提供了将普遍性融入特殊性、从本土文化上升为普世文明的智慧”。只要我们把文明看作公共经济体制，特殊化约为普遍的道路就是畅通的，而天下体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这样一种公共经济机制的典型。

有学者认为，对中国古代文明当代价值的认知不足影响了我们文化创新的底气：“底气不足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近百年来我们在不断地诋毁、摧毁中国自己的文明传统，我们对自己的文明传统没有一个基本的敬意。我们做的西学研究，或者说中西比较，往往做一些非常简单性的比较，它的目的已经是事先确定的，就是它要证明西方文明比中国强。”尽管本书的目的并不是想证明中国的文明比西方的文明强，但至少可以表明中国古代文明的现实价值。

因此，本书所做的研究是以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或话语体系为基础进行一些粗浅的比较，力图摆脱西方构建的“强权逻辑”与民族国家话语体系的影响。事实上，中国的知识体系自战国以来就是以和平为主流、以人为本的人文体系，正是遵循着这个文明的集体行动逻辑，黄河文明才成为没有中断的文明，中国才成为最为成功的文明载体。

（原载《北京日报》，作者宋丙涛，系河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院长，河南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