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学与图像关系视角探讨宋画与宋词的差异性和关联性 “画境”与"词心"

“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

“画难画之景，以诗凑成；吟难吟之诗，以画补足”，文学（语言）与绘画（图像）是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显著体现，两种不同的艺术门类超越艺术界限相融共通的历程可谓悠远绵长。在历史的发展中，它们从相互独立到相互借鉴、彼此融通，构成了中国古代文艺史上的奇妙景观。唐代张彦远认为“书画同体而未分”，提出了“书画异名而同体”的观点；苏轼在《书摩诘蓝田烟雨图》中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由此可见，早在唐代，文学（语言）与绘画（图像）就已经有了十分紧密的联系。文字与图像的相互融合使得审美的艺术时空得到了完美的呈现，文学和图像的主题被不断地演绎和再生，从而展现出“语—图”间复杂的时空张力。

词与画，一个是语言艺术，一个是视觉艺术。词以语言文字记述论说、表情达意，婉约与豪放兼具；画用线条图案模山范水、绘景状物，含蓄与直观并存。画绘心意人情，既绘山川小景，又描人物花鸟，山间野趣的万物勃发，长街闹市的悲欢离合，以画写意，叩生命价值；词亦抒发胸臆，既写风花雪月，亦歌壮志豪情，血染山河的丹心报国，纵情山水的惬意人间，以词抒情，感人生百态。论及词与画，断不可忽视的是中国文艺发展史中的一个高峰时期——宋代。词从地位不高、为人所鄙，到风雅异常、广有受众，其间经历了漫长的过程；画的时代变迁、风格更易也不容忽视。

宋代的词与画皆异彩纷呈

在重文、科举制度发展更为完善的时代背景下，众文人的创作实践大大推动了词的发展，比如柳永，比如以苏轼为主的文人集团。宋代理学的兴起，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时的士大夫思想，玄学之道的兴起与佛学的流入，使儒学的地位倾斜，为其后的文学与艺术的发展夯实了文化基础，士大夫精神的熔铸，使得宋代的词与画拥有更深厚的文化底蕴。

词中有婉约者、豪放者、花间者，一词一句诉人情百貌；画中有山水者、人物者、花鸟者，一笔一墨绘万物自然。艺术家笔下的千里江山、小景山水、繁荣汴京、田园渔猎、道释人物、货郎婴戏、历史故事、文人仕女……这些形象千姿百态、形神皆备。词与画中描绘的主要题材如山水、人物以及花鸟，在这一时期都取得了长足发展。无论是绵延千里的江山风貌还是寸步可观的山水小景，都散发着独特的光芒；无论是细致入微的白描人物还是潇洒恣意的泼墨减笔，都展现出彼时的人物风貌；无论是跃然成趣的蜂蝶鸟雀还是四季盎然的琼枝万蕊，皆透视了万物的生命情调。

古人游山景之中、憩砖木之间，观世人来去、赏春秋开落，心中兴致，寄于笔墨。庐山百态，远近不同，苏轼诗题西林壁；曲径通幽，万籁都寂，常建题寺后禅院（《题破山寺后禅院》）；秦女窥人，攀花出墙，于鹄作之《题美人》；梅雪相争，逊白输香，卢钺提笔论雪梅。题物之诗由来久，世间百象染文风。平常之物不足语，且将诗笔入画中。这些文学家不满足于仅仅题写现实之物，便将绘画也纳入诗文的题写范围之中。池头墨痕，清气流芳，王冕之梅不须夸；笔底明珠，闲抛闲掷，徐渭落魄含无奈；碧水丹山，夕阳永在，沈周题画惊溪鸟；鸟雀何多，啄食千石，伦文叙感时题《归巢》。题画诗在各个朝代都不罕见，可见这种形式为古人所推崇。题文既有诗，何能无词？

画词与归形意兼备

画者，见其形而难以度其意；词者，述其景而不可窥其貌。题画词与词意画是词与画中特殊的类型，二者因为文图相合，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补足词与画在艺术传达方面的局限。画作若非人为更改、时光摧残而可永固，因此它具有瞬间性的特点，展现的往往是典型的一幕。

词与画都以中国艺术内在的抒情形式展现着各自的个性特点和艺术本质。古人对于山川万物的理解与自身生命情怀的表达，今日我们也可从这词与画中体会当时创作者的心境。站在词画对等的立场，观画赏词亦如同穿越千年的对话。读苏轼题《华山图》之词，我们可以理解他心中的怅恨；品周慕桥的《吴文英唐多令词意图》，我们可以看到芭蕉叶旁倚栏女子的忧伤。古人与万事万物的联系，体现在他们对事物的态度上。高山巍峨，人乐以游之，填词作画以记之。山水相伴，二者都是自然界最有分量的事物之一，常引故国之思，也常被古人用以指代祖国。山河无声，但与人同行。味东坡之感，纵天地乐观惬意；感易安之情，见人生百态悲欢；悟稼轩之骨，怅家国壮志难酬。

（原载《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