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0年代出发，观察、分析和阐释当代中国之思考见证—— 重述中国：从中国的主体性视野出发

中国当代文学这个专业方向的设立始于1970年代后期，但关于当代中国文学的研究却是自1940年代后期当代文学发生期就同步展开了。当代文学实践的推进和展开，不仅包括文学创作即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同时也与文学史研究、文学评论、文学理论的探讨紧密关联。这个最具当下性的开放性专业方向，既是中国文学研究整体学科建制中的一个方向，也是一个不断突破文学边界而直接介入当下思想文化的研究场域。文学问题的讨论始终是与中国问题的研究重叠在一起的。当代文学这种前沿性，使得相关研究常常突破了纯文学学科的规范性约束，而成为回应当下思想文化问题的活跃的“实验场”。

我对当代文学不同时段的研究，一直尝试着在一种跨学科、跨专业的视野中探讨文学问题，并将“当代中国”视为自己研究的真正对象。在这样的意义上，文学是基本的研究媒介和主要依据，而不是最终目标。把文学问题和作家的创作实践放在思想史视野中展开分析，曾是我提出“人文学的想象力”的基本想法。因此，文学从来不是文学自身，而是一种当代中国自我表述的实践形态。

中国学术体制中并不存在“中国研究”这一分类。在“二战”后海外学科分类中，“中国研究”一方面是从传统的“汉学研究”转化而来，另一方面则与战后美国学院新设立的“区域研究”关系密切。欧美及日本等的“汉学研究”更强调的是古典中国研究，对现当代中国的关注并不多，因此称其为“汉学研究”还是“中国研究”实际上也涉及研究中国的时段转移。而在战后美国学术体制中得到命名的“区域研究”，显然与冷战体制及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版图密切相关。在这种区域研究视野中，“中国研究”仅仅是“东亚研究”的一部分。

我所理解的当代中国研究，并不是要接续这样的国际学术分类，而是与1990年代以来知识界为回应“中国问题”而提出的前沿性研究路径相关。这种研究的两个特点，其一是将当代中国作为整体性的研究对象，这意味着打破单一国别、专业研究的界限，形成一种跨学科、跨国别、跨区域的整合性研究视野；其二是从中国的主体性视野出发，重新理解中国与世界，这意味着并不将“中国问题”视为“世界问题”的某一地方性研究，而是注重问题提出的中国语境和历史脉络，并立足中国而重新理解世界。当代中国研究以“中国问题”为研究对象和讨论场域，在这一问题域中，基于不同国别、不同学科的专业研究可以获得对话和交流的空间，从而共同推进对“中国问题”的思考。

这是我所理解的“中国研究”，也是我一直在尝试和摸索的一种研究风格。在既有的学科分类体制中，这种研究诉求和风格并不容易获得清晰的定位。两个需要突破的主要体制性区隔，一是国别文学研究，一是学科与艺术分类体制。但在我的理解中，强调要从“中国问题”的整体性视野展开研究，与专业体制并不完全构成对立关系。可以说，如果缺少必要的国别文学研究和艺术分类研究的专业基础，想要将“中国研究”推向深入，也将是困难的。其中的关键，不在于国别与世界、文学（或他种艺术分类）与中国的二元对立，而在于研究者是否既具有一种整体性的研究视野，同时也具备专业性研究的基础和能力。整体性视野和专业性研究能力这两方面的结合，才能使“中国研究”兼具广度和深度。

宽泛地说，只要关注与研究当代中国，就需要借助文学、艺术、思想、文化等诸多表述媒介。自1980年代以来，人们越来越强调“媒介自觉”和叙事媒介研究的专业化特点，但这种专业化探讨始终离不开对中国的关注。差别只在于，对于何谓中国，对于作为一个整体性对象的中国本身是否有着反思性的理论自觉。

我开始有意识地将当代中国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和问题对象，受到1990年代求学期间整个知识界前沿研究的极大影响。正是当时知识界的诸多论争，包括“后新时期”的转型、“人文精神论争”“新左派”与“自由派”的论战等，使得总体性地思考“中国向何处去”这样的大问题变成了共同的意识。这使得人们难以仅仅在专业范围内讨论问题，而需要对中国社会现状及其可能的发展方向做出自觉或不自觉的考量。

事实上，在凸显“转型”“断裂”“变革”等阶段性特点的同时，就已经包含了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总体性判断。我对当代中国五个主要阶段的分期研究，也是建立在这种总体性理解的基础上的。回过头来看，当代中国似乎频繁地处于“转折期”，这使得将当代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性的谈论对象，首先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但同时，如果缺少对当代中国的总体性认识，这些转折和变化的具体内涵也难以得到清晰描述。事实上，每一次对“转型”的界定和分断，都源于一种“新时期”的当代性诉求。在这一意义上，克罗齐的名言“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确切含义是，缺少对当代性的认识和理解，人们就无法书写“历史”。

本书所描述、勾勒和阐释的思潮、议题和现象，事实上都是从1990年代生长出来，进而在21世纪逐渐成型并稳定下来的。正如前文提到的，这些从1990年代出发的思想文化探索，经历20余年的发展，已经逐渐显露出相对稳定的轮廓。这或许也意味着“绵延的90年代”终于结束，而21世纪中国也开始显露出自身的阶段性特点。因此，当“90年代原点”获得指认的时候，对我而言，也意味着我终于远离了1990年代，而获得了对于21世纪中国更为自觉的认知。这本书的意义不仅在于记录和呈现了20余年来中国思想文化变迁的轨迹，也可以作为我从1990年代出发，观察、分析和阐释当代中国的思考见证。

（原载《北京日报》，作者为贺桂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