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艺复兴或可视为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之先驱—— 从宋画看“中国文艺复兴”

（北宋）赵令穰《陶潜赏菊图》

“文艺复兴”原来有其特定的含义，一般指发生在14到16世纪的欧洲人文主义运动，首先出现在意大利，所以被称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文艺复兴得有个前提——“复兴”什么？

意大利文艺复兴已经给出答案，那就是复兴“轴心时代”的文明。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到了一个“轴心时代”的概念，这对于我们认识人类精神发展史和认识我们自己，都具有非常的启迪意义。他发现，“世界历史的轴心位于公元前500年左右，它存在于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间发生的精神进程之中。”在此之间，人类历史经历了一次理性的觉醒，觉醒的文明都曾有过一次质的飞跃，且影响至今，故称之为人类历史的“轴心时代”。“轴心时代”是个文明的概念，而非国家概念。

人类文明进入“轴心时代”，不是只有一条历史道路，古希腊有古希腊的道路，中国有中国的道路，古印度有古印度的道路，由不同的历史道路进入“轴心时代”，沿途会形成不同的文明景观，哲学的、诗化的、宗教的……但奔向的目标都是一致的——人文主义。

我们是这样认为的，人类历史不是所有的文明都有文艺复兴，只有经历了“轴心时代”的文明，才具备了文艺复兴的前提；人类历史上，文艺复兴也并非只有一次，一个连续性的文明，文艺复兴会表现出阶段性，反复或多次出现，比如中华文明。

以欧洲文艺复兴为镜，我们发现中国历史上不仅有过类似意大利并早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而且作为一个连续性的文明，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曾多次出现过文艺复兴，借用孟子的一句话，“五百年必有王者兴”，道出了文艺复兴的周期性。

欧洲文艺复兴是回到古希腊，而中国从汉末至宋代，每一次文艺复兴，皆以“中国的轴心时代”为回归点和出发点。

依据“轴心时代”这一基本概念来看中国历史，中国的“轴心时代”大约始于公元前11世纪的周公时代，止于公元前200年前后的秦国统一。以“周孔之教”为代表，孔子“吾从周”，开始了中国的第一次文艺复兴，因此，在这80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还可以分出两个阶段，一个是周公时期的理性觉醒，一个是先秦诸子时期的百家争鸣。

古希腊有哲人，中国有先秦诸子，古印度有释迦牟尼。先秦诸子，是中国“轴心时代”一道理性的思想风景线。从先秦诸子开始，理性方显示了勃勃生机，具有了改造世界的能力。诚如雅斯贝斯所言，那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理性的太阳，同时照亮东西方，希腊哲人、印度佛陀和先秦诸子并世而立，人类还有哪个时期比它更为壮丽？

这一时期，文明在转型，尤其人类精神，开始闪耀理性光芒，穿透神话思维的屏障，东西方文明都开始从巫术、神话故事中走出来，走向人自己，讲人自己的故事，开辟了人类精神生活的理性样式。

有了轴心时代的理性目标，还要有文艺复兴运动的标配，那就是要在历史的转折关头产生巨人，一方面要产生思想解放的巨人，另一方面要在艺术与科学的领域，产生艺术创作与科学发明的巨人。

因此，在中国历史上，我们就看到了汉代复兴先秦儒学、魏晋以玄学复兴老庄思想、宋代则越过隋唐直接追溯魏晋了。

魏晋文艺复兴，从清议转向清谈，魏晋人崇尚老庄，从政治优先的经学转入审美优先的玄学，从名教回归自然，儒家道德英雄主义式微，乱世自然主义个体人格美学开启；隋唐以诗赋取士，赋予政治以诗性，是复兴《诗经》时代“不学诗，无以言”的政治文化；宋人越过唐人直奔魏晋，在复兴魏晋风度的个体人格之美中产生了山水画，之后从山水画到人物画，到花鸟画，都出现了一种独立精神的表达。

14世纪开始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是重启人类理性的一面镜子。在以后的时代里，它成了艺术、文化以及社会品位的基准。用这面具有人文性的镜子，去观看11世纪的中国宋代，我们发现，“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竟然比佛罗伦萨还早了3个世纪。

五代十国、北宋、南宋，从文化史角度可看作一个历史分期，这段从10世纪初开始到13世纪后期结束的历史，算起来有300多年。元代建立之时，正是意大利文艺复兴之始。以此来看宋代文艺复兴，或可视为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之“先驱”。

放眼历史，进化之迹随处可见，然而，一个民族创造历史之综合能力，并非顺应王朝盛衰而消长，有时甚至相反。

如王朝史观，即以汉唐为强，以宋为弱，然终宋一朝，直至元时，王朝虽然失败，但若以文明论之，详考此时代之典章文物，就会发现，两宋时代文艺复兴和社会进步超乎想象，诸如民生与工艺、艺术与哲学、技术与商业无不粲然，域外史家谓之“近世”，或称“新社会”似不为过。考量宋代，无论是以功利尺度，还是以非功利尺度，它都是一个文教国家而非战争国家，是市场社会而非战场社会。美第奇家族凭借其雄厚的财力，在佛罗伦萨城里推行城市自治，建立市民社会时，早3个世纪的宋代已通过科举制，亮出了平民主义的政治立场，并向着文治政府推进。用定格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眼光，瞭望中国宋朝，同样看到了绘画艺术贯穿于精神生活的景象，从汴京到临安，从10世纪中期到13世纪后期，艺术带来的人性解放，始于“士人群体”独立人格的形成，他们成为文艺复兴的主力。

宋代文艺复兴带来的审美自由，适合艺术蓬勃地生长。有宋一代，艺术上最闪耀的便是中国山水画的兴起，尤其水墨山水画的兴起，成为宋代文艺复兴的标志，而市井风情画，则描绘了宋代文艺复兴的民间社会的新样式。

绘画艺术是北宋人文指标的一个审美增长点。山水画巨子有李、范、郭、米四大家，赵佶善花鸟，并为宋代文艺复兴提供了一个国家样式。宋代在全盘接收五代绘画的基础上，形成了院体工笔与士人写意的两大艺术流派，成为北宋人文精神的天际线。

总之，无论“近世”精神数据，还是“文艺复兴”的人性指标，它们都以审美为标志，这应该是一个好的历史时期了。在一个好的历史时期进入一个好的文明里，宋人如此幸运。

（原载《北京日报》，作者为李冬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