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是我的生命中与故国联系最密切的地方—— 万古不息长江水

长江于我，印象深刻。

我们当年乘船，以轮船招商局的船只为主，而尽量不搭乘外籍轮船，因为父亲是中国的海关官员。

江行一路，两岸风光，如同拉洋片，从南京一直到沙市。更往上行，进入三峡，过峡要耗时一日，丰都以上缓水平流，一直到重庆。重庆是两江相夹的半岛，一边是嘉陵江，一边是长江：北岸的嘉陵江水清，南岸的长江水浊；在唐家沱清浊合流，就像“泾渭分明”一样。

那时候，从南京到沙市一路还没有桥梁。印象最深、风景最好的，是过鄱阳湖的湖口，可以看到一望无际的湖面：从长江流入大湖的，是缓和的水流。在我的印象中，洞庭湖比鄱阳湖大。冬日，分明可见五六条支流，平行流入洞庭湖，在湖口汇集为一片汪洋；及至夏日，则是一片汪洋，浩瀚无际，景色宜人。

舟行三峡，一路过滩，航程艰难危险。三峡里有五六处这样的险“滩”，每处皆是激流回转，声势惊人。滩中拐弯处，却常见静水平潭，青山绿水，两岸百尺垂藤，倒映江中，宛然是一幅幅青绿山水图。

我们坐的是现代“火轮船”，逆流而上，并无大碍。至于传统的木船，需要依靠数十位纤夫，共同拖拽船只上行。这一过程，甚为悲壮：先是将大木船上的货卸下来，放在中等的船上分批次转泊上去，大木船减轻重量后再由纤夫往上拉。

如今回想，当年神女峰的传说：早晨，当阳光铺洒大地时，霞光照颜，她默默凝视着年轻的船工在湍急的河流中拉纤；夜晚，她的眼泪化作天边的细雨，寄托了对沉船遇难者的哀思。就像宋玉的《高唐赋》说：“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我回忆这番故事，借此提醒大家，这些劳苦大众的生命，竟是如此代代存续，向死而生。

长江流经三峡，暗流所在，左右不定，并不一定在中央。但是三峡那几个滩，滩上滩下有好几尺乃至十来尺的落差。在两三百尺的距离之中落差十来尺，水流非常急，中间还有大岩石，喷着水雾，水声喧哗，气势惊人。

一个是关于长江的记忆，一个是战争中难忘的恐惧，在我的生命中都很重要。自有记忆以来，它们占据了有关我在大陆生活回忆的相当大一部分。长江是我的生命中与故国联系最密切的地方，也是我成长过程中最不安定的地方。

抗战胜利以后，海军运送眷属复员的船只，将第一批军事单位和官员带回京沪。先父8月底就到上海，负责接收上海伪政府的港口管理机构，以及组织旧日在港口服务的引水员（港口航道导航员）、船只，筹备开港。作为海军眷属，我们在港口后面等了很久，最后，他们安排了一条报废已久的江轮接我们。这条晚清制造的小炮艇，坐了一百多人，还要将最后一批重庆定好的棉军服带下去。八年不走的航道，水流都变了，海军已经不熟悉长江的航道，结果就搁浅在湖北的黄石港。舰长心急，打算将船退出积沙，但是船首插入沙滩，越陷越深。后来，江汉关收到报告，派遣已经投降的两艘日本海军拖驳，才将搁浅的炮艇拖离流沙。

搁浅的时候，当地的沙洲居民，临时用竹竿与油布，就地架设棚屋，应船上客人要求，烹鱼供客。当时的饮食，有活蹦乱跳的鱼虾、黄石港饼、油饭等。我们那艘船上，还常常有人搭渔船到黄石港，购买各种生活物品。因此，我也有机会非常细节地看到当地沙洲上百姓的生活。他们以捕鱼、种蔬菜和养鸭为生，或者从事短程运输和摆渡。一眼看去，满江都是渔船，沙洲上无数鸭子，这是太平年月的长江景象。

我们所乘的船比较高，但是再高也高不过河岸，所以只能看见一个个村落影影绰绰的屋顶，还有历历江树。沙洲很热闹，洲上还有长期居住的人家；他们的房子也很简单，就是由木板与竹子搭建而成，大水一来，很容易撤掉。他们日用的小船，则靠泊在沙洲间的内河上。

抗战胜利后回到无锡，我在辅仁中学念书，念了两年半，对江南风光、江南内地的情形以及无锡社会的情形都很熟悉。无锡出门就是上海，当时我父亲在上海管理港口的事情，所以父母在上海租房住。孩子们只有假期去上海，也不出去逛、不看电影、不游玩，所以对上海并不熟悉。1949年，我随二姐许婉清一家离开大陆，也是从上海出发。淞沪战役对上海城市的破坏，在十四年抗战期间修复了，战火的遗迹几乎被抹平殆尽，“四行仓库”至今犹存。外滩轮船很多，黄浦江对面是杨树浦，那里有江南造船所，隔壁就是海军船坞和旧海军总部，那是父亲当年任职海军参谋长时的办公地所在，已被日本人摧毁，只剩残迹。

黄浦江的源头在天目山，分流二处：一部分进入钱塘湾，另一部分进入上海。这一形势与纽约相似：一条内江是港口航道，两岸都有码头；岸上是外滩，沿岸是延绵不断的商业区。记忆中的中国历史像长江水，江流万古不息，中国是切不断、砍不断的“江河万古流”。

我非常盼望“大江入海”的时候，中国是辉煌的、光明的。抗战胜利了，那时本以为，可以就此安心重建家园，收拾旧河山，让死去的亡灵得以安息。没想到转眼间又是内战。

开国难，建国更难。这一大堆的建设，要多少计划？要多少人才？要多少财力？我愿同胞，保持沉着坚忍，千万不要以为灾难已经过去，灯红酒绿就在眼前。要知道：长江江流之中，每一处险滩，都可能令舟覆、使人亡。中国熬了几千年，处处有关口，处处要从灾难中站起来。眼前就是一个世界性的难关：中国担起世界建设大任一半的重担——我们不担起也不行，担起了就是一个大事！

（原载《北京日报》，作者为许倬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