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楷模何功伟

编者按：

2022年春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举例重点讲述了何功伟烈士慷慨就义、为天地存正气、为个人全人格的光辉事迹，以此激励中青年干部坚定理想信念，为理想不懈奋斗。

2023年，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联合恩施、江苏淮阴史志部门成功申报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专项课题《青年楷模何功伟、刘惠馨》。目前该课题已顺利结项，并形成《何功伟烈士传》等最新权威研究成果。

咸宁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地方，我们要大力宣扬英雄文化，讴歌英雄人民，礼赞英雄城市，培育英勇向前、奋勇争先的城市精神，以英雄文化统领文旅资源开发和文旅产业发展。

为进一步发扬革命精神，赓续红色血脉，传承咸宁英雄文化，同时为咸宁市申请纳入国家支持革命老区振兴发展规划宣传造势。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联合咸宁日报社开辟专栏，连载《何功伟烈士传》，通过报纸媒介，全面展现何功伟烈士的成长历程、革命经历，挖掘其坚定信仰以及伟大的牺牲精神的来源，在全社会营造崇尚英雄、学习英雄、捍卫英雄、关爱英雄的浓厚氛围，助力咸宁高质量发展。

何功伟，字超寰，又名何明理，化名何彬、何斌，笔名丰烈，湖北咸宁咸安区桂花镇柏墩村中田畈人。1926年至1933年，先后就读于咸宁县高等小学、武昌阅马场第四小学、湖北省立第二中学、省立武昌高级中学。1935年底，作为学运领袖在武汉组织“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避难上海，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底返回武汉主持湖北战时乡村促进会工作。1938年先后担任中共武昌区委书记、鄂南特委书记，恢复重建两地党组织，组建抗日武装。1939年奉命调往鄂西，先后担任中共湘鄂西区党委书记、鄂西特委书记。1941年1月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同年11月17日被国民党反动政府秘密杀害于恩施，时年26岁。

品学兼修忧国难

何功伟出生的家庭还算富裕。何功伟却从不贪恋物质享受，非常瞧不起不劳而食的“寄生虫”，常用“你真是个吃谷种的！”来批评人（当地对“寄生虫”的通俗说法），在穿着上也从不讲究，经常把家里寄给他添置衣服的钱，拿去买书，还把棉裤送给家境贫苦的同学，自己大冷天穿着夹裤回家。

1926年，何功伟就读于咸宁县高等小学。1927年就读于武昌阅马场第四小学，插班读四年级。在武昌第四小学读书时，何功伟品学兼优，成绩拔尖，1929年6月16日，在孙总理（中山）蒙难纪念日上，何功伟曾作为班级代表在全校性的童子军大会上发言。北伐战争之后，学校也曾进行一些旧民主主义革命教育，受此影响，何功伟十分崇拜孙中山先生。

1929年夏，何功伟小学毕业，考入武昌区的湖北省立第二中学。在初中期间，何功伟因病中途休学一年。刚入初中时，何功伟是主张科学救国的，认为中国之所以贫弱，是科学不发达的缘故。所以在初中时，他很用功，认为学好了知识，将来能做一个科学家，就有本领救国了。“九一八”后，受到当时潮流的影响，何功伟读了不少进步书刊，才知道中国的贫弱，不仅仅是科学不发达，更主要是由于反动封建统治者的愚昧和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把中国搞成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中国的落后是由于政治制度的腐朽和反动所造成的，不推翻这些反动制度，就不能富强。

1931年9月18日深夜，日本关东军按照预定计划，自行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反诬中国军队所为，以此为借口，突然袭击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这就是九一八事变。第二天，日军便占领沈阳。至1932年2月，在短短4个多月内，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沦为日本的占领地。国民党政府对日本侵略东北的行动采取妥协退让的方针。

1931年冬，何功伟得到一本《朝鲜亡国惨痛》，深受感触，便组织读书会同学到师生中募捐，用筹集到的钱印了上万份，在校内广泛传阅。后来，何功伟又从一期刊上读到1927年日本首相田中义一根据东方会议精神起草呈送天皇的“田中奏折”时，义愤填膺，怒不可遏。《田中奏折》内称：“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为了让全国人民认清日本灭亡中国的狼子野心，何功伟拿出自己微薄的伙食费翻印《田中奏折》，并站在武昌司门口分发、演讲，他在演讲过程中声泪俱下，过路行人无不为之感动。

1933年，何功伟初中毕业，参加全省会考，名列榜首，和向仁生、罗源善、何文龙、王瑞珩、王东屏等一同考入省立武昌高级中学（简称省高）学习，被分在甲组理科；又结识了姚树森、胡恪恭、陈光明、常两仪、金道森、韩钜先等新同学。在省高学习期间，何功伟除出色完成数、理、化、外语等课业外，还广泛地阅读哲学、文史、国际政治等方面的书籍和各种进步的报刊杂志；并推荐身边同学阅读《哲学讲话》（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社会主义史》《辩证唯物论读本》《世界知识》《读书生活》《中学生》《新生》《永生》《大众生活》等进步刊物，经常和同学们开展对时局的分析和讨论。还利用假期读完了《史记》《前汉书》《后汉书》，用英文仿写《少年维特之烦恼》体裁写成短篇小说，赢得老师的赞扬和同学们的赞叹。何功伟还经常用唯物主义观点帮助同学们认识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打开同学们的眼界。

例如：他对胡恪恭说，学生这两个字是什么涵义呢？学生就是学会生活，学会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对全人类、对祖国有益的人；对读书会的同学说，爱国需要读书，但读死书不等于爱国，救国更需要读书，但闭门读书不问天下事，死啃书本不能救国，现在蒋介石最欢迎我们埋头读书，莫谈国事，日本帝国主义者最欢迎我们死啃书本，充耳不闻炮声；他说，学无线电，钻“相对论”，要考虑为谁所用，给共产主义者用，他会造福人类，给法西斯分子用，他会屠杀人类；他提醒同学们，不管你将来想当什么“家”，最好现在当个“救亡家”，现在救亡如救火，国都亡了，什么家都当不成；他对向仁生说，现在第一流的人物都在爬山（指红军长征爬雪山）。

从高一下学期开始，何功伟和班上感情好的同学相约住在一个或相邻的寝室，以便切磋学识和讨论时事，有王东屏、罗源善、王瑞珩、胡恪恭、韩钜先、常两仪等人，另外还有走读生向仁生、姚树森等人。

何功伟和姚树森是在高二下学期时结识的。一天下午，何功伟和姚树森一起在省高实验馆做物理实验。姚是走读生，书籍本子放在实验台上，何功伟偶然拿起姚的作业本翻看，从而发现了姚的思想倾向，立即和姚攀谈起来。自此以后，何功伟便经常带着班上一批受他影响的同学，如胡恪恭、罗元善、常两仪、王东屏、陈光明、韩钜先等，在晚饭后去姚树森家（武昌龙神庙84号）畅谈，直到学校上晚自习，还不尽兴。谈的内容，古今中外无所不包，主要还是国际国内时事政治问题，各抒己见。

这些同学渐渐形成了以何功伟为首的小集体，其中几人是全校著名的学习尖子。何功伟功课一向有名，曾参加《英语周刊》全国性英语测验，成绩名列第一。

小集体成员，除走读生外，都是同吃同住同上课。晚饭后，经常由何功伟率领去逛书店或游蛇山。“逛书店”就是由大家自由阅读进步书刊的活动，地点多数是在武昌横街头中间一家小书店内。老板是二十几岁的青年，他非常欢迎学生到他的书店看书。“游蛇山”就是在蛇山顶的僻静处，何功伟讲解时事、讨论怎样树立正确的人生观的问题——《哲学讲话》中提出的问题。到了星期日，家住在汉口的，就各自到交通路口生活书店里去看书，经理是个姓欣的青年，与何功伟来往密切。

小集体内部在学习上也是相互帮助。陈光明的学习成绩较差，何功伟担任他的文科辅导兼时事指导，向仁生担任他的理科辅导。

何功伟为了提高陈光明的英文作文能力，坚持要陈与他一样，每周写几篇英文日记，写好后互相修改。陈光明在写第一篇日记时，一开头就写了自己的心里话：“由于何君的催促，我被迫不得不从今起开始写我的英文日记……”这让何功伟看后哭笑不得，后来，学生运动兴起，他四处奔走，才不坚持督促陈光明写英文日记。

何功伟还规定陈光明平时要看《哲学讲话》《世界知识》《读书生活》和《生活周刊》。《生活周刊》被停刊后，先后四次改名：《生活星期刊》《新生》《永生》《大众生活》，何与陈一直坚持阅读。后来，《知识》创刊。何功伟对陈光明说：《知识》周刊是兼有《世界知识》和《读书生活》两者之长的杂志，应该订阅。陈光明便每期购读，《知识》出了六期后，也被停刊了。

经过小集体的不断学习、交流熏陶，大家的思想渐渐发生了变化，开始明白读书的目的，不是为了养家活口，成名成家，而是要有远大的理想，还要有为这个理想献身的精神。他们对共产党所领导革命的一切传闻感兴趣，对报道苏联各种情况的刊物，如《中苏月报》等，也喜欢去阅读。

与此同时，何功伟通过与同学日常交流，不断扩展小集体。

有一次，同班同学黄文清正在伏案做理科作业。何功伟来到黄的桌旁，悄悄地对他说：“刚才知道，整个华北快落入日寇的魔掌了。这样下去，整个中国就要灭亡了，亡了国，你学的自然科学给谁用呀？”稍停之后，又说：“唤起民众，救亡图存，才是我们青年的头等任务，我们不能读死书，读书死呀！”

他的话，打动了黄文清的心。黄思索了许久回答道：“是呀！亡了国，自然科学学得再好，给谁用？的确，我们不能死读书，读书死了。”在何功伟的帮助和启发下，黄文清也参加了以何功伟为中心的进步集体。

小集体在何功伟、向仁生、姚树森的主持和带动下，常在学生中做一些宣传工作，主要是宣传：一、反对埋头读书，不问国事；二、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投降外交政策；三、主张停止一切内战，一致团结抗日。重点驳斥“日本不可战胜论”，唤醒学生认清形势，不要听信“学生管读书，政府管国事”的谰言，并传诵那时流行的顺口溜“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及“人生几何学几何，学了几何又几何，几何学了几何用，不学几何又如何！”等等。

他们还带头唱进步歌曲，如《毕业歌》《大路歌》和《渔光曲》等。何功伟喜欢唱《红豆词》《悲秋》《湘累》等歌曲，其中《湘累》是郭沫若写的，原意是吊唁战国时期爱国诗人屈原，平时会唱的人很少，但何功伟最喜欢唱，而且唱得有感情。每遇他唱此歌时，其他同学总爱接腔，时间久了也会唱了。

此外，凡遇同学们相反观点的议论，何功伟他们就挺身而出，与之辩论。由于不断阅读进步书刊，满肚子的理论根据，加以理直气壮，所以总是胜利，但做得最出色的，还是要算何功伟。

学校有一位万米赛跑第一的运动健将，被军事教官称之为“将门之子”，是一个信奉蒋介石为领袖的人，在一部分同学中也有一些威信。何功伟数次与他交换意见，耐心指出他认识错误之处，最后健将不得不承认说：“我们应当拥护领袖，但我们的‘领袖’现在错了。”

有一次，上英文课时，同学们要求老师评论时事。老师说：“甲午年间，中国根本无力和日本打仗，大家吵嚷地说，‘能打！能打！’结果打败了，误国不浅。现在前车可鉴，我们切莫乱作主张。同学们还是安心读书为好！”

何功伟立刻起立发言，根据历史事实，纠正了教师这一错误说法：“当时中国人民和将士，对日本侵略者的反抗是非常英勇的。如丁汝昌、邓世昌、林永升、徐邦道等海陆官佐，率领士兵与敌人浴血拼搏，先后予敌人几次重大杀伤；北洋舰队曾一度予敌舰以重创，并非根本无力打仗。失败的原因是清朝统治者的腐朽昏庸。北洋大臣李鸿章，企图保存实力，以巩固自己的禄位，在关键时刻，将舰队转移，躲避交锋，予敌以可乘之机，平壤清军主帅叶志超，大连驻军统帅赵怀益、济远舰管带方伯谦等贪生怕死，不战而逃，误国就误在这些人身上，他们将永背骂名！”

何功伟又接着说：“现在形势完全不同，民情激愤，将士用命，打起来就是全民抗战。政府应下定决心，停止内战，共御外侮。即使我们武器较差，但这不是决定战争胜败的唯一因素。况且现在国际局势也与甲午战争时不同。甲午时是列强企图瓜分中国，互相支持侵略，现在日本一心想独吞中国，美、苏一再声明反对，要求日本立即将占领军撤出中国，抗战一起，美、苏必然会无条件支援我们，只要政府坚持下去，最后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稍作停顿，他又沉痛地说：“我们来到学校，本是为了读书，可是眼看日寇步步进逼，国土日蹙，这个书我们怎么读得下去？东北学生不是流亡到关内来了么！他们不是真正遭受国破家亡之苦么！这才是我们真正的‘前车之鉴’！难道现在还要我们终日埋首书案、一切不闻不问，听凭别人来摆布吗？”

一席慷慨陈词，动人肺腑，将老师的“训词”驳得无言以对。

其实，这位老师是何功伟班的专任英语教师，教学有方，素负盛名，何功伟与姚树森，一向被他视为得意门生。此次课堂被驳，表面上似乎有损他的尊严，但在下课时，他望着何功伟频频点头，满面笑容，意思是说：“你讲得对！你讲出了我真正要讲而又不便讲的话，你真不愧是我的得意门生啊！”

通过长期的共同学习交流，这群年轻人在投入“一二九”爱国运动之前，完成了思想上的酝酿。风暴一来，何功伟和他周围的同学，对于省高成为武汉学运堡垒，进而对整个武汉“一二九”运动，都起到重大作用。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