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座始建于1912年、集藏式风格与当地民居为一体的木结构四合院。院子开阔敞亮,仅正厅就有5间,中间为石嵌天井,四周有砖砌桶墙,原为一位本地商人的私宅。80多年前在这里召开的猴场会议,被称作“伟大转折的前夜”。
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著的《红军长征史》记载,1934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负责人所在的军委纵队,抵达贵州省瓮安县的一个小乡镇——猴场,准备抢渡乌江,挺进黔北,实现黎平会议上所确定的战略方针。
这时,博古、李德仍对黎平会议的决定持不同意见,再次主张不过乌江,回头东进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为克服博古、李德指挥上的错误,确定红军进入黔北以后的行动方针,在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要求下,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猴场的宋家湾召开会议。
会议继通道会议、黎平会议之后,又进一步批判了博古、李德在军事上单纯防御路线的指导下产生的“左”倾错误,继续准备渡乌江北上。这三次会议,为以后开好遵义会议,纠正“左”倾错误路线,确定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做了准备。
在猴场会议纪念馆,陈列着会议作出的《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的影印件。瓮安县党史专家聂其康说,《决定》指出“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就明确指出今后的军事决策必须置于政治局的集体领导之下,统一了军队的指挥权,限制了博古、李德独断专权。
“听党指挥是灵魂,能打胜仗是核心,作风优良是保证。”猴场会议会址管理所所长王维飞说,从馆藏的一条红军毯和一个红军包上,就能看出即使在艰难的长征途中,红军依旧保持了严明的纪律,维护群众利益。
据猴场会议会址管理所讲解员周伟介绍,军毯是2004年在征集红军长征文物的时候,猴场镇一位叫黄平珍的老人捐赠的。黄平珍的父亲黄太武在红军长征经过黔北时,曾给驻扎在余庆龙溪的红军指路,红军指挥员把唯一能御寒的毯子给了衣衫不整的他,这也成了他们家的传家宝。红军包则是红军过猴场时,经过村民宋国安的家发现门半掩着,就进去用杂粮给负伤的战士煮了一碗粥,之后把随身的一个棕褐色纯牛皮文件包留了下来。
再走长征路的记者一行在会址和纪念馆看到,许多单位在这里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据统计,从猴场会议纪念馆开馆至今,前来参观学习的党员干部和普通群众每年成倍递增,仅2018年就有83万多人前来参观,重温历史。
王维飞说:“瓮安县所在的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许多党员干部反复来参观学习,因为来这里总能找到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我们不能因为工作和生活上的琐事,就忘了党性,就忽视了政治生活。”
在距猴场会议会址不远处,记者看到了猴场会议期间中央几位负责同志的住所。周伟介绍说,当时正值阳历新年,但领导同志没有时间跟普通指战员一起庆祝。据美国新闻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采访当事人,毛泽东没让大家在年饭上“大吃大喝”,清晨四点,大部队就收拾行装,离开猴场直奔乌江而去。
猴场会议结束当天,红军强渡乌江的战斗打响,这被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称作“反攻第一仗”。红军迎来了新年,也迎来了新局面。
(据新华社)
编辑:hushaop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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