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扶贫思想的渊源、价值及对农发行的实践指导

核心提要：面对贫困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的扶贫论述，形成了科学的扶贫思想体系。习近平扶贫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丰富的时代价值，对指导农发行扶贫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2020年是全国脱贫的收官之年，深入研习习近平扶贫思想，对农业政策性金融继续打好脱贫攻坚战，总结好扶贫经验，巩固好脱贫成果十分重要。因此，本文将从习近平扶贫思想的历史渊源、时代价值等方面展开探讨，进一步阐释习近平扶贫思想的内涵和外延，为推进农业政策性金融更好开展扶贫实践提供借鉴参考。

一、习近平扶贫思想的历史渊源。

对习近平扶贫思想进行溯源，可以全面认识习近平扶贫思想的形成过程，从而更加准确把握其扶贫思想的精神实质。综观习近平扶贫论述，我们认为习近平扶贫思想的形成渊源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以马克思主义反贫思想为重要理论基点。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在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度下，“工人降低为商品，而且降低为最贱的商品;工人的贫困同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成反比”，马克思认为工人沦为商品后，生产的产品越多，其贫困程度愈深，只有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才能使得工人阶级摆脱贫困。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指出，“贫困是现代社会制度的必然结果，离开这一点，只能找到贫穷的某种表现形式的原因”，恩格斯认为贫困最根本的原因来自于资本主义制度。马克思主要经典作家从改变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角度，对贫困问题进行了剖析，习近平继承了他们从制度层面，阐释贫困根源和解决贫困方式的思想，他多次指出只有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才能消除贫困；只有发挥中国制度优势，才能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以此观之，马克思经典作家围绕制度因素，论述贫困根源、指明反贫路径，与习近平对制度与贫困关系的认识基本一致，马克思主义反贫思想因此也成为习近平扶贫思想的重要理论基点。

（二）从中国古代“民本”思想中汲取养分。长期以来，中华民族形成了改善民生、扶危济困的政治文化传统，如《论语·季氏》中道：“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等，其都体现了中国古代的“民本”“拒贫”思想，习近平多次强调要从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精髓，其中就包含了民本拒贫思想。习近平多次说到，“天下顺治在民富”“安民之道，在于察其疾苦”“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等，不仅蕴含着习近平对民本拒贫问题的基本看法，也体现了他对传统政治思想精华的汲取。

（三）对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扶贫思想的继承发展。中共历代领导人曾带领全国人民进行了反贫困斗争，形成了丰富的扶贫理论。毛泽东的扶贫思想是与土地问题紧密关联的，“目前我们对农民应该领导他们极力做政治斗争，期于彻底推翻地主权力。并随即开始经济斗争，期于根本解决贫农的土地及其他经济问题。”，在特定历史时期，毛泽东认为解决土地问题是农民摆脱贫困的关键。邓小平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论断，以群众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为导向，极大推动了中国减贫事业发展；江泽民提出“坚持开发式扶贫、坚持科技先行、坚持正确领导、坚持因地制宜、坚持可持续发展等“五个坚持”；胡锦涛指出扶贫开发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项历史任务等。习近平作为新一代中国领导人，历代领导人扶贫思想必然对其有所影响，为其扶贫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四）青年时期农村工作经历的影响。习近平曾在梁家河当了七年知青，他回忆当时说：“我很期盼的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让乡亲们饱餐一顿肉，并且今后能够经常吃肉。”习近平亲历了农村的贫困面貌，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朴素愿望，彼时成为他带领人民“摆脱贫困”志向的起点。在《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我们看到，当时他和群众一起修路凿井、打坝淤地、组建厂房，为当地修建了第一口沼气池，并兴办了代销点、铁业社、磨坊等产业。他道：“我一直在跟扶贫打交道，我就是从贫困窝子里走出来的。”青年时期经历，使习近平充分了解到了基层的贫困现状，为习近平扶贫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习近平扶贫思想的时代价值。

习近平扶贫思想是习近平对我国扶贫开发实践的科学认识，具有鲜明的时代价值。

（一）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反贫理论。习近平从中国扶贫现状出发，提出了“精准扶贫”概念，相较“大水漫灌”式的粗放扶贫模式，精准扶贫更加合乎人民意愿，更加遵循客观规律，在理论上更具真理性，在实践上更具可行性。通过精准扶贫，能有效解决社会发展过程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精准”扶贫是习近平扶贫思想活的灵魂，是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具体运用，这既是对马克思主要“共同富裕”思想的继承，也对反贫过程中面临问题提出了有效的解决办法，精准扶贫思想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反贫思想宝库。

（二）为我国脱贫攻坚提供了行动指南。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扶贫思想的指导下，我国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进展。其一，我国脱贫攻坚目标任务接近完成。全国贫困人口从2012年的9899万减到2019年年底的551万人，贫困发生率由10.2%降至0.6%，区域性整体贫困基本得到解决。其二，贫困群众收入水平大幅提高。2013年到2019年，贫困县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6079万元增加到11567万元，贫困群众“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总体得到解决。其三，我国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很多贫困地区呈现出新的发展局面，产业扶贫、旅游扶贫产业发展动力竞相涌流，贫困地区基本公共服务日趋完善。习近平扶贫思想已被证明是新时代我国脱贫工作中有效的行动指南。

（三）为世界反贫实践提供中国经验。贫困问题在世界上普遍存在，中国现代化建设起步较晚，客观来看，贫困治理存在艰巨、复杂性，但近年来，在习近平扶贫思想的指导下，中国脱贫成就显著，这既彰显了习近平扶贫思想的科学性，也为世界反贫实践提供了参考样本，同时，习近平扶贫论述中如“弱鸟先飞”“内源发展”“精准扶贫”等思想，也具有很强的普适性，对其他国家的贫困治理工作具有参考价值，特别是在保证扶贫成效方面，将为全球贫困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三、以习近平扶贫思想指导农发行扶贫实践。

习近平扶贫思想具有深厚的渊源、鲜明的品格和独特的价值，当前，我国脱贫攻坚战进入收官期，农发行作为扶贫主力军，应进一步以习近平扶贫思想为指导，发挥自身优势，不断将农业政策性金融扶贫实践推向深入。

（一）坚持以习近平扶贫思想凝心聚力。一是从讲政治的维度认识扶贫工作。如期实现全国脱贫，是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对全国人民的庄严承诺，农发行要以维护“核心”的高度，以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高度，以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高度，持续推进习近平扶贫思想在农业政策性金融领域落地生根。二是要强化农发行的扶贫使命感。农发行是补短板的银行，扶贫是农发行的应尽之责，全行要牢记习近平扶贫思想核心要义，将习近平扶贫思想根植于农发人的精神血脉。三是充分认识到扶贫工作的持久性。中国绝对贫困即将被消灭，但并不意味着扶贫工作的结束，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相对贫困问题仍将长期存在，需要我们继续以习近平扶贫思想为指导，凝心聚力，充分发农发行政策性职能作用。

（二）坚持“扶志”和“扶智”相结合。历览中外，脱贫方式非止一途，然而无论个人脱贫，还是解决区域性贫困问题，最终都要回归到“志”和“智”上来，即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因而，一方面要激励贫困者的脱贫志向。我们在咸宁市通城县调研时了解到，通城县农发行在对接扶贫项目时，将相关部门和当地群众的脱贫志气和意愿也作为项目调查的内容之一，在信贷支持上树立“扶志”导向，引导贫困群体，利用农发行支持的扶贫项目平台，自立更生，目前当地政策性金融助力扶贫开发，已取得良好效果。另一方面“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农发行还要积极“扶智”，在金融支持上再发力，加大对贫困地区的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支持力度，提升贫困人群生存技能，阻断“贫困基因”的代际遗传。

（三）坚持精准对接扶贫融资需求。“扶贫开发推进到今天这样的程度，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农发行作为补短板的银行，精准对接扶贫需求是扶贫开发的关键。一是要继续围绕国家脱贫政策、区域发展战略，地方建设规划，重点支持经济相对落后位置，相对贫困地区发展，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好脱贫成果不断精准注入“金融活水”。二是靶向发力，推动经济落后地区，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等扶贫信贷业务。三是重点支持产业扶贫。产业扶贫作为“造血”工程，相较其他扶贫支持领域，农发行投入力度还有待加大，需要进一步破除思想藩篱，完善产业扶贫信贷政策，建立科学的奖惩机制，合理把控风险，解决好“不能贷、不愿贷、不敢贷”问题。

（四）奋力续写“乡村振兴”新篇章。乡村振兴与扶贫工作高度重合，都是旨在解决“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是农发行的使命所系。农发行要继续以习近平扶贫思想为指导，将服务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扶贫后续工作的新战场，作为巩固脱贫成效的强抓手，创新金融服务方式，在重点民生方向，社会短板领域精准发力，不断提高信贷支持的力度和质量，将农业政策性金融扶贫实践推向深入。

（董锦铭　夏志强 作者单位：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咸宁市分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