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墨古城遇“老乡”

出差到青岛，因时间充裕，青岛的朋友一再推荐我去即墨古城看看，盛情难却，在他的陪同下就去参观了即墨古城。

途中，老天突降大雨，北方初秋的雨不同于我们南方，北方的雨水淋到身上冷嗖嗖的，滴在皮肤上，有股冷到骨子的感受，而南方的雨水只是在闷热的气温里给人一种清新凉爽的感觉。其实，下不下雨，与我的游览心情没有丝毫影响。

到过许多古城，见过许多古城墙，其构造基本上都大同小异。千篇一律的青砖城墙，如出一辙的青石板街，一成不变的仿古建筑等等，古城里，现代高科技的仿真技术达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而真正的古迹却被冲淡在嘈杂的游客声中和浓烈的商业味里，所以，对于参观古城，我麻木的神经已唤不醒任何观赏的兴趣，只是机械而又漫无目的地走马观花而已。

如果说即墨古城能给我留下什么深刻印象的话，在古城遇见的一位咸宁“老乡”倒是让我眼睛一亮，并开始关注起这位“老乡”来。

这位咸宁“老乡”可不一般，姓晋，名运泰，是一位父母官，乾隆十一年任即墨县知县，大概出生于公元1700年左右，我俩相差近三百岁。因为是咸宁人的缘故，我不由得在即墨古城的县衙里多转了几圈，总想再找出一些关于他的相关记载来，很遗憾，在即墨县的历任知县名录中，关于他的记载仅仅几个字：“湖北咸宁人，例贡，乾隆十六年任（按：应该是十一年）”，就这么几个字，他的上一任名程大漠，副贡出身，湖北孝感人，他的下一任为方观本，例贡出身，安徽桐城人。

例贡也好，副贡也罢，都是指的出身，属于贡生行列，其本质就是秀才。从他的出身来看，他的家底应该是十分殷实的。清朝的贡生分六等，唯有第六等例贡是靠捐资得来的，有花钱买出身之嫌。但不管怎么说，贡生是秀才中的佼佼者，他也不例外。

贡生的仕途比起举人、进士，那肯定要坎坷多了，晋运泰绝不是一从政就直接当上知县的，应该有一个从训导、教谕、县丞再到知县的过程，贡生当上知县，仕途基本上到了天花板。

当然，作为咸宁老乡，我更关心的是他在即墨县任知县期间的官声和政绩，以及为百姓做了哪些实事等，可手头资料有限，在即墨古城的县衙里没有找到我想要的答案，只好靠自己回来后再想办法查找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番努力，终于在某网站查到了乾隆二十九年，由他的下下一任知县尤淑孝主持编修的《即墨县志》电子版，从中得到了一些零零散散的信息。

用多灾多难来形容晋运泰的知县经历，一点都不为过。晋运泰刚上任知县时，老天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此后也没有给他什么好脸色。县志是这样记载的：乾隆十一年夏，大水，禾豆淹没，牛伤疫死；乾隆十二年，自春到五月不雨，秋复涝，民大饥，官设粥场赈之；乾隆十三年五月，旱、蝗、饥疫弥甚，民多逃亡；乾隆十四年，邑西偏大雨雹。这一连串的天灾肯定将这位刚上任的咸宁老乡整得有些手忙脚乱了。

俗话说，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从县志记载来看，晋知县应该还是为即墨的人民做了一些实事的。主要做了两件事，改善民生和发展教育。

改善民生主要还是围绕救灾开始的。乾隆十三年，因连年灾荒，他上报朝廷，请求免除全县百姓一年的赋税，朝廷恩准。乾隆十四年，为了百姓的生存，万般无奈的他只得截留其他地方从漕运送往北京的钱粮，用来救济饥民，并答应朝廷花五年的时间用全县的赋税来偿还，朝廷又一次恩准了。仅从这两件事来看，他至少是个心中装有百姓的好官。

晋运泰上任除了赈灾、免赋外，他还重视发展教育，兴办学校。据县志记载，乾隆十四年，他亲自主持重修了文庙，一般这样的工作都由县教谕负责主持，知县参与，但晋运泰亲自主持，重修文庙后，他又主持敲定文庙乐舞生，可见其对教育的重视程度。

中国古代的教育与文庙是分不开的，文庙里供奉的是以孔子为首的“先圣先师”们，每年官方都要定时举行盛大的祭祀典礼，需要有乐舞等一整套仪式，在清代，“每岁春秋仲月上丁日致祭先圣先师”。于是，晋运泰在定文庙乐舞生上，共定有引赞生八名、乐生三十六名、舞生三十六名、备补二十名等，这些均在县志里记载清楚。

一晃两百多年过去了，关于即墨知县晋运泰，在我心中还是谜一样的存在，他是咸宁哪里人氏，在咸宁是否还有后人，在即墨知县之前在哪任职，任期结束后，又去了哪里，等等。这些都是好奇的我想了解和想知道的，但无人能够告诉我。如此看来，这些资料只能留待后考了。（朱封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