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精彩影视作品塑造时代英雄

编者的话

任何一个时代的经典文艺作品，都是那个时代社会生活和精神的写照。新时代新征程，气象万千，文艺工作者如何把握时代脉搏、聆听时代声音、承担时代使命、回答时代命题?本版将围绕这一命题，邀请文艺界专家、艺术家参与讨论，为新时代文艺创作和繁荣提供观察与思考。

核心阅读

创作者是否对所塑造的英雄足够了解，是否具有独特的“发现”的眼光，是抵达艺术真实的关键

直面普遍性的现实问题，展示以行动超越困难战胜自我，戏剧张力才充足，人性弧度才动人，英雄的选择和信念才能赢得更多认同

那个在银幕上一字一顿说出“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的江姐走了。6月27日，在电影《烈火中永生》中扮演江姐的演员于蓝去世。很多观众叹问: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为什么对江姐念念不忘?

不只是江姐。从《永不消逝的电波》里的李侠、《英雄儿女》里的王成到焦裕禄、孔繁森、钱学森，银幕上的英雄如同时代的精神灯塔，照亮一代又一代中国人。

塑造生动的人物形象是文艺创作的灵魂，英雄更是文艺抒写永恒的命题。中国文艺画卷中有众多英模题材的经典之作，许多是改编自真实事件的英雄故事。时代不断涌现新的楷模，我们该如何讲好他们的故事?

找到英雄熟悉又陌生的一面

塑造江姐的故事里有答案。于蓝曾回忆夏衍的叮嘱:“演江姐，千万不要演成刘胡兰式的女英雄，也不应当是赵一曼”。《烈火中永生》中的江姐既有革命者大无畏的精神，又有作为妻子和母亲的痛苦、隐忍和牺牲。

细数那些被铭记的瞬间，击中我们内心的往往是英雄熟悉又陌生的一面。焦裕禄病重期间用钢笔顶着肝部办公、孔繁森将藏族老阿妈的双脚放进自己怀里、王进喜为相濡以沫的妻子洗脚、钱学森充满感慨地对妻子蒋英告白……他们有我们熟知的英雄人物高洁的品质和操守，也有不为人知的普通人的丰富情感和朴实言行。

艺术可以讲述英雄是怎样的，更能回答英雄何以成为英雄，甚至普通人如何成为英雄。创作者是否对所塑造的英雄足够了解，是否对普遍的人性有深刻认识，是否具有独特的“发现”的眼光，是抵达艺术真实的关键。

优秀的创作者，选择向生活的深处、时代的广度、人性的丰富度探寻。编剧王兴东创作电影剧本《离开雷锋的日子》，不仅找到了乔安山，采访他、熟悉他、理解他，解开雷锋之死未被披露的真相，还找到雷锋生前的三位战友，详细了解雷锋牺牲的过程。编剧赵冬苓创作电影剧本《任长霞》，抓住任长霞的三个特点:一个争强好胜性情执拗的人、一个工作负责的局长、一个深于情专于情的女子，用两个案件贯穿起来，再现她生命中的最后36个小时。看完电影《任长霞》，牵动观众的不是任长霞做了什么，而是她是这样一个独特的人。

让英雄精神令人信服

讲述英雄的成长、赞美英雄精神，是通过艺术的方式传递信仰的力量，并让人们由衷地信服它、理解它、赞同它。创作者首先自己要“信”，才可能传递出“信”的力量。如果创作初衷不纯粹，艺术表达难免会变形，效果自然也会大打折扣。曾有人问于蓝:扮演江姐是不是一种挑战?于蓝的回答是:我理解她，我和她有着共同的经历和理想。从于蓝到王晓棠，从孙道临到王铁成、李雪健，他们扮演的英雄人物之所以让人信服，是因为他们由衷地认同、理解、佩服这些英雄，与英雄人物站在同样的信仰下。塑造人物，倾听人物内心的声音、走进人物的精神世界，才可能将观众代入，进而打动观众。

表现真实感和日常性，才能筑牢观众“信”的基座。电影《烈火英雄》的导演和编剧花了一年时间采访消防员，又反复锤炼剧本，7个版本的每一版都邀请消防顾问提出修改意见。为了营造真实感，他们又一比一重建油罐区，让演员亲历真实火场，用镜头捕捉人在危险面前最真实的反应。编剧何冀平在创作电影《决胜时刻》的剧本时，坚持艺术规律不应为题材左右，领袖人物跟普通人一样有情感、有温度。所以，她像写平常人一样写他们，突出的是领袖人物生活化、常人化、有烟火气的一面。

诠释英雄的时代特质

革命年代的英雄为争取民族独立英勇斗争、敢于牺牲，和平年代的英雄为建设繁荣强大的新中国奋斗不息、开拓不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英雄叙事一以贯之的主题，呈现英雄精神的崇高是英雄叙事鲜明的美学追求。影视创作永远面对的是当下的社会、今天的观众。新时代的观众期待怎样的英雄故事?新时代的英雄叙事如何讲出新时代的美?

“我不是英雄，只是有人需要我”。一句朴实的话语，成为抗击疫情中许多普通人挺身而出的内心独白。医务人员、警务人员、快递小哥、社区工作者、不具名的志愿者，这些平凡的普通人做出了英雄般的选择，一次次给我们以力量，也理应被深情书写。时代变化不断丰富英雄精神的内涵，各行各业的奋斗者和卓越者也是英雄群体的一员。取材自真实事件的《烈火英雄》和《中国机长》，突出灾难面前普通人的冲锋陷阵，真实塑造了以血肉之躯击退火海的消防指战员、通力合作力挽狂澜的“中国民航英雄机组”等群体形象。电影《攀登者》《流浪地球》、电视剧《猎狐》《破冰行动》等引发观众热议，也在于作品是为平民英雄“画像”。

英雄不是诞生在真空环境中，过度提纯会减弱人物心理动机的合理性和可信度。直面普遍性的现实问题，展示以行动超越困难战胜自我，戏剧张力才充足，人性弧度才动人，英雄的选择和信念才能赢得更多认同。电影《黄大年》直面市场经济条件下价值观念的裂变，电影《湄公河行动》呈现打击犯罪斗争的危险艰难……这些作品从社会现实的一隅切入，用我们这个时代的先进思想和优秀精神烛照日常生活，诠释英雄精神对自我的突破、对现实的介入和改造。

当下快节奏的生活方式、移动互联对娱乐方式的重塑、文化消费的跨界多元，不断改变观众的审美需求。视听感受新奇独特、能带来沉浸感和共情共鸣的故事，才可能留住观众。电影《我和我的祖国》将主旋律推进到情感叙事的新层面，以家国情串联7个故事，塑造在伟大历史瞬间发挥重要作用的普通人形象，用审美的方式唤起观众的感受和想象，触及观众内心最柔软的地方。创作者把升华、拔高的权利交给观众，在与观众的共情中完成主题表达。

当镜头对准平凡中的崇高，当创作者与观众之间由“我讲你听”变为平等对话，如何在共情共鸣共振的情感基础上，把握好看与深度的关系，把握生活矛盾与人性温度的关系，把握时代精神与典型人物的关系，需要创作者贴得更近、想得更深、走得更远。

时代在变，生活在变，人们的情感需求、审美期待也在变。我们有理由相信，新时代的律动会孕育更多英雄故事，新时代的英雄形象会涌现更多独特的“这一个”。 任姗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