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揭秘大文豪苏轼：他有着怎样的“朋友圈”？

中新网客户端北京9月24日电(记者 上官云) 今年，紫禁城600岁了。它古老而又年轻，如今的故宫博物院，也在凭借各种精彩展览、活动不断“圈粉”。

近日，在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著名作家、现任故宫博物院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祝勇聊到了故宫正在举行的热门展览“千古风流人物——故宫博物院藏苏轼主题书画特展”、苏轼的“朋友圈”，也聊到了自己的新书，以及许多年书写故宫的故事。

写写画画:苏轼书法有啥特点?

近年来，越来越“年轻化”的故宫通过办展览等方式吸引了无数观众。正在举行的“千古风流人物——故宫博物院藏苏轼主题书画特展”无疑是其近期的热门展览之一。

苏轼(世称“苏东坡”)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文学家、艺术家，不但诗词文章写得好，在书画方面也有深厚造诣。祝勇形容为:苏轼在中国书法史上是个很重要的存在，像一块“界碑”。

“苏轼的书法在北宋是具有开拓性意义的。唐代书法的一个特点，可以说是法度严谨，比如我们很熟悉的欧阳询的《九成宫醴泉铭》，今天很多人学书法都喜欢临摹该作品，它的特点就是非常的理性，结构严谨，笔画匀称，法度森严。”祝勇解释。

至宋代，苏轼更推崇的是书法自然素淡、浑然天成的美感。祝勇剖析，苏轼论书法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我书意造本无法”，认为法度之外的“意”才是书法的灵魂。

“由此一来，再加上他的人生阅历与文学艺术素养，把书法提升到了书写生命情绪和人生理念的层次，我们在他的书法作品中不但可以看到技法、法度，也可以看到他情感的流动。”在祝勇看来，苏轼不是把书法当成一种孤立的艺术，而是跟自己的生活、情感有重要联系。

他认为，这次故宫“苏轼展”展出的苏轼书法作品都非常有意思，值得一看的，比如他在黄州时期创作的《新岁展庆帖》和《人来得书帖》。

资料图:图为苏轼《新岁展庆帖》《人来得书帖》合卷。 中新社记者杜洋 摄

“黄州时期是苏轼人生的一个低潮期，但也正是这个低潮期，让他在艺术上走向成熟，所以这个时期也可以说是苏东坡书法艺术成就最高的一个时期。”祝勇称，这次大展还有苏轼早期的一幅作品《治平帖》，写于其30岁左右，配合在一起看可以看到苏轼早期和中期书法上的发展脉络。

一位大文豪的朋友圈

更有意思的是，这场展览，也从一个侧面揭示了苏轼当年的“朋友圈”。

苏轼生活的时代是一个文化巨匠辈出的时代。与其有着深入交往的前辈，如欧阳修、王安石等，都是名垂千古的文史大家。

“他的交友非常广泛，既有名人高士，也有贩夫走卒比如酒坊的老板、西市卖药的人等等。”祝勇解释，苏轼和当时的很多文人名士都保持着非常好的关系，除了老师欧阳修等人外，还有学生辈的黄庭坚、秦观等等，都是我们今天非常熟悉的名人。

苏轼和黄庭坚名为师生，也是很要好的朋友，在书法上彼此推崇、欣赏。祝勇提到一个故事:苏东坡的字字形偏横，黄庭坚的字“偏纵”，两个人经常互相开玩笑，嘲讽对方的字。苏东坡说黄庭坚字像树梢挂蛇，黄庭坚说苏东坡的字像石压蛤蟆，说完两个人就一起哈哈大笑。

祝勇说，再比如这次展出的《新岁展庆帖》和《人来得书帖》都是苏东坡写给他的好朋友陈季常的，“陈季常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河东狮吼’典故里，那个怕老婆的主人公。”

陈季常和苏东坡是同乡，两家可以说是几代人的交情，《宋史》里说他“使酒好剑，用财如粪土”，是个“任侠之士”。

“苏东坡曾经为他写过一篇《方山子传》:苏轼被贬黄州时到陈季常，陈季常请他到家里做客，苏东坡一进门，看到虽然陈家家徒四壁，但其家人都是一派怡然自得的样子，苏东坡非常欣赏陈季常这种淡泊潇洒的性情。”祝勇说。

书写故宫 纪录片重现文物南迁往事

之所以对苏轼的艺术成就、故宫的展览等十分熟悉，是因为祝勇一直的书写故宫、故宫文化。

2000年，他开始聚焦故宫。彼时，正好担任一部有关北京历史的纪录片总撰稿，“那段时间，我整理了之前考察故宫的一些感受，想写成一本书。”

几乎一发不可收拾，他对故宫的关注度越来越高，相关作品不断出版，如《旧宫殿》、《故宫六百年》等等，内容也涉及故宫的历史、收藏等等。

前段时间，祝勇翻了翻许多年来写下的文字，“从第一段文字开始，到最后写作完成，前后这些文字跨越了20多年，还是挺难得。20多年的时间，几乎伴随了我整个写作的历程。”

这些文字被编成《在故宫书写整个世界》出版。祝勇形容，这是自己目前写得最长的一本书，文字可以很真实地反映这么多年创作的过程和内心感受，“不是说坚持写，而是喜欢写。”

如今，祝勇手头最近在筹备拍摄的一部纪录片，则是关于1933年的故宫文物南迁。

“在这段历史中，故宫有很多文物紧急在装箱，比如被康有为誉为中华第一文物的10件先秦时期的石鼓，也面临着搬迁的问题。”祝勇说，故宫的文物南迁可以说是故宫博物院院史上非常重要的事件。1933年2月，19816箱72包15件又13扎，包含文献档案、图书古籍在内的文物在日军攻破山海关的紧要关头分批南迁。

在他眼中，这些文物暂存在南京以后又分批向西转移到四川，抗战胜利以后全部运回南京，几乎没有损失，可以说是历史上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的一个奇迹。(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