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与开放性特质

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与开放性特质

——基于中外文明比较的视野

作者:杨共乐(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研究员、历史学院教授)

文明是人们对客观世界的改造。文明的过程，从本质上说，是一种不断否定野蛮的过程。文明社会不同于原始社会，因为它有作为政治、经济、宗教与军事中心的城镇、有能够交流思想的文字以及原始人还不知道的金属冶炼等。用中外文明比较的视野来思考中华文明，能够更好理解中华文明的特质。

一

世界上产生的原生型文明众多。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在近6000年的人类历史上，出现过23个文明形态，但是在全世界只有中国的文化体系是长期延续发展而从未中断过的文化。

在西亚的两河流域，苏美尔人大约于公元前3500年进入文明社会，距今5500年左右。这里有文字、有城市、有宗教，是农耕时代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也正因如此，它成了临近民族争夺的主要战场。至公元前330年，马其顿的亚历山大最后战胜统治当地的波斯帝国，两河流域的政治文明中断，当地的楔形文字逐渐为外来的希腊文所替代。这里的文明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条件。

几乎与两河流域文明同时，埃及文明出现于尼罗河流域，大致为公元前3500年，到现在也有5500年左右。但这一文明也在外族的数次入侵和占领后被中断，大约存在了3000年。到近代，埃及的象形文字才被学者重新解释。

古印度河文明形成于公元前2600年左右，属于城市文明。主要的遗址有:哈拉巴文化。其城市建筑水平则远超同期的其他文明，位居当时世界之首。不过，在公元前1750年左右，古印度河文明被毁，原因不清。

在西方，除了被中断的克里特—迈锡尼文明(公元前2000—前1200年)之外，希腊人的文明从公元前8世纪开始，属于城邦文明。著名的城邦有雅典和斯巴达等。城邦的属性就是小国寡民与各自独立，没有融合一统的意识。公元前338年，巴尔干各邦为马其顿所败，失去独立地位。公元前149年至公元前146年，马其顿被罗马打败。罗马在这里建立了马其顿和阿卡亚行省，马其顿治下的巴尔干的政治文明也宣告结束。

西方的罗马文明属于后来者，创建于公元前6世纪末，行共和、建帝国，存在了1000余年。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为日耳曼人所亡。作为古代地中海地区产生最晚、影响最大的罗马文明，也中断了政治上的连续性。

这些原生或次生的文明都灭亡、中断了。我们从这些中断的文明的历史中可以看到:军事的先进性在文明的交往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外族的多次入侵是导致政治实体中断的关键因素;精神贫困往往使人们在困难面前无所适从。

在世界各原生文明中，中华文明发展的连续性是绝无仅有的。当然，中国的文明也是从原始阶段发展而来的。唐代学者杜佑说:“古之人朴质，中华与夷狄同，有祭立尸焉，有以人殉葬焉，有茹毛饮血焉，有巢居穴处焉，有不封不树焉，有手抟食焉，有同姓婚娶焉，有不讳名焉。中华地中而气正，人性和而才惠，继生圣哲，渐革鄙风”。地理条件对于中华文明的进步与发展价值重大，而圣哲的出现使“人性和而才惠”的中华文明特质变得更为显著。

二

汤因比说:“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

众所周知，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产生于金石并用时代，历经夏、商、西周的连续发展，到春秋时期进入生产力发展史上的铁器时代。同期的印度河流域文明、克里特·迈锡尼文明都没有走出青铜时代，就消亡了。中国古文明在青铜时代没有为外部力量或内部因素所中断。

中华文明在经过春秋、战国之后，继续向比周朝更发达的秦汉时代挺进。过了近600年，到公元四、五世纪，中原地区也发生了民族迁移，还出现过若干少数民族的政权。但这些都属于常见的朝代更迭，没有产生本质变化。中华文明继续前行。

公元589年，隋统一中国。中华文明的传统又在隋唐时期得到进一步巩固与丰富。以后虽有元和清两代少数民族成为全国最高统治者，但这些皇朝都在中华文明体系下行政理事。中华文明一直没有中断。

从世界历史上看，两河流域与埃及是世界上最早走出野蛮、走进文明的地区。这里的居民创造了人类早期的辉煌，发明了文字，积累了丰富的文献，办教育，兴文化，但就是没有产生史学。古代的印度虽然拥有灿烂的诗篇，也有远古的法典，有宗教，但没有史学。在古代，只有古希腊和中国不但创造了历史，而且创造了与历史有密切关系的史学。但古希腊的史学主要是当代史，古希腊人没有形成数代史家连续按时叙史的传统。

古代中国是史学大国，也是史学强国。政治文明的连续性决定了中国历史的连续性。而中国历史的连续性又为中国史学的连续性提供了丰厚的内容。从甲骨卜辞到金器铭刻，从《尚书》《春秋》到由历代史家编撰的文化长城——《二十四史》，都是世界文明史上的奇迹，更是中华文明连续性的最好见证。

中国历史资源之丰富，史事记载之连续，让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感到惊讶。他在《历史哲学》中曾这样写道:“中国人具有最准确的国史……中国凡是有所措施，都预备给历史上登载个仔细明白”，“中国‘历史作家’的层出不穷，继续不断，实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

汉字是中华文明传承的载体，也是中华文明所产生的标志性成果。汉字的整个发展过程清晰连贯，没有发生过断裂。圣哲的经典通过汉字滋养一代代中华儿女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中华文明延绵发展，始终充满活力。

三

与西方传统不同，中国通过对内开放、对外学习他人来不断发展自己的文明。

阶层开放、上下流动是中华文明对内开放性的重要体现。早在先秦时代，人们就提倡“明明扬侧陋”，让新生力量在社会管理中发挥作用。战国时期，主持各诸侯国变法的商鞅、吴起等等，大都不是本国人。隋唐以后，科举制度建立，人才的选拔路径更宽敞也更开放，所以出现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话语。

与欧洲依靠经济力量的新兴阶级完全不同，通过科举选拔出来的这类新兴政治人物，依赖的主要是知识和个人的才学。这种开放选拔人才的方式不但促进了新生力量的成长，而且有助于文明的传承与发展。

从历史上看，中华文明对外来文化历来抱有开放包容的态度。有关这方面的事例在史书上俯拾皆是。现仅举两例加以说明。例如:据《古今乐录》云:“横吹，胡乐也。张骞入西域，传其法于长安，唯得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因之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乘舆以为武乐。”这里所说的“摩诃兜勒一曲”实际上就是指流行于中亚的马其顿歌曲。它被带到长安，后来又被汉武帝时期的音乐家李延年“更造新声”而流行中华，成为中华音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再如，1609年，伽利略在意大利发明并制成天文望远镜。10年后，望远镜传入中国，并在明清之际中国社会的历法变革、学术研究与军事斗争等活动中发挥作用。可见，即使在明中后期这样被认为闭关锁国的时候，中华文明的开放步伐也并未停止。

当前，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深深扎根于5000年的文化传统，是中华文明发展中的复兴，传承中的升华，开放中的飞跃，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广阔的现实基础和深远的世界意义，比历史上任何一次复兴都深刻、都伟大。因为它顺乎历史潮流，合乎发展规律，必将极大地促进和推进中华文明的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重大贡献。

《光明日报》( 2020年10月21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