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母亲走了之后,仿佛带走了整个故乡,我回老家的次数明显越来越少了。但每年春节,我还是要特地赶回去,主要是想看望一下几个姐姐。
我的老家筠山是阳新县北部的一片小山区,过去偏僻而贫穷。父母除了生下哥哥和我,还为我生下了四个姐姐:大姐春花,二姐金花,三姐细花,四姐菊花。她们分别生于1945年、1950年、1952年、1954年。那个年代,那么一个大家庭,又缺少男劳力,可以想象,日子过得有多艰难和困窘。在我的记忆中,我们家年年都是“超支户”,辛劳了一年,到头来还是差生产队的钱。每到春节,大年三十晚上,一家人围着火炉,母亲总要说一句“今年不算,明年再来”的话,鼓励我们再加油,期待来年日子会好起来,可第二年照旧还是个“超支户”。在这段艰难的岁月中,吃苦最多、奉献最大的是我的四个姐姐。
父母给她们取名为“花”,可她们的“花样年华”却始终伴随着苦涩和汗水。她们年龄稍有不同,但命运几乎一样,除了参加队里的生产劳动,就是承担繁杂的家务活:上山舞柴,下井挑水,推磨舂碓,挖地种菜,打草养猪,浆衣洗裳,还要没日没夜地做篾货。1957年7月,父亲去了县城米厂当工人,家务活全落在她们身上;1963年,母亲开始生病,三年卧床不起,此后虽有所好转,但也是时起时伏,病病恙恙。因为这些原因,大姐13岁就开始做活,从未进过学堂门;二姐读到小学快毕业时,因要为母亲熬药含泪辍学;三姐去庙里(筠山小学)读了几天书;四姐只在村里读了几回“农民夜校”。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哥哥毕业于北京大学,我毕业于武汉大学。在旁人看来,似乎我父母太“重男轻女”,其实不然。父母还算是开明之人,怎奈为生活所迫,为温饱所累,不得不放弃女儿们读书的机会。好在几个姐姐都通情达理,从来没有埋怨情绪。
倒是我心里时有愧疚。我想,要是几个姐姐能多上几年学该多好啊!在这点上,我相信遗传。我祖父是个满腹诗书的乡村教师,1926年参加革命,1931年担任中共沿江特别区区委书记,惨遭国民党杀害。祖父牺牲时父亲尚小,因此父亲一辈子与读书无缘,但他参加工作后通过自学掌握了不少文化知识,一笔字写得流畅,还能写点格律诗。母亲虽大字不识一个,但其过人的智慧也是周围人公认的。姐姐们继承了父母的基因,她们的聪明劲在豆蔻年华时就表露了出来。那年头,乡村文化生活丰富,几个姐姐都是大队、公社宣传队的积极分子,她们姐妹同台,能歌善舞,演起样板戏、采茶戏和说唱、歌舞来,有板有眼,有模有样,滚瓜烂熟,让村人夸赞不已。倘若让她们多读些书,她们一定成绩优秀,她们的命运也一定会有所改变。
“女人是个菜籽命,撒到哪里哪里生。”姐姐长大成人后相继出嫁,去撑持又一个新的家庭,去继续她们流汗操劳的苦命生涯。也许是母亲对女儿的不舍,四个姐姐都嫁得不远,还是在这片山区,一个姐夫是矿工,三个姐夫是农民。姐姐们继承了父母的许多优秀品德,勤俭持家,相夫教子,孝敬公婆,和睦邻里,在村中有口皆碑。大姐生了10胎,二姐8胎,三姐8胎、四姐6胎,她们的第二代、第三代加起来多达130余人。如此家大口阔,姐姐不仅养活了他们,还让他们接受了不同程度的教育,一个个成人成家成才。这简直是一个奇迹。可以想见,姐姐们为此付出了几多心血和汗水。说句笑话,国家真应给她们每人颁发一个“养人育才特别奖”。
几十年来,姐姐们不仅在婆家撑起了一片天,还长期对娘家照顾有加。因为父亲在县城工作,体弱多病的母亲始终是她们心头的牵挂。她们回娘家的频率很高,逢年过节自不必说,平常有什么好吃的都会送给母亲分享。村里的妇人开玩笑,说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你们却把娘家当菜园门了。姐姐笑着回嘴:我们嫁出去再久,也还是姓柯呀!随着父母年事渐高,姐姐们回娘家就更密了。尤其是父亲2002年去世后,由于哥哥和我在外工作,四个姐姐主动挑起了轮流照顾母亲的重担,或是回娘家陪母亲居住,或是把母亲接到自已家中。母亲也乐意跟姐姐在一起生活,因为几十年来由女儿服侍习惯了,更因为姐姐比我们兄弟服侍得更周到细致,冷暖熨贴。老母亲一生体弱多病,竟活到了一百岁高龄,几个姐姐功不可没!
随着时光流逝,姐姐们也步入了晚年,过上了儿孙满堂、吃喝不愁的日子。但她们仍在为子女和孙辈忙碌着,操心操肝,默默奉献,仿佛她们这一生注定是个吃苦受累不能歇息的命。这些年我春节回家,每当看到她们的白发和皱纹越来越多,不免感叹岁月无情催人老。但令人欣慰的是,她们的身体还算健康,比起同龄人来显得年轻几岁,更让我高兴的是,她们的心态特别好,一个个快活开心,手机上的广场舞,她们一学就会,姐妹几个常聚在一起,又跳舞来又拍视频,玩得不亦乐乎,二姐的微信、三姐的抖音比我还玩得顺溜。我觉得,姐姐们的这种状态,是她们年轻时那股聪明劲的再度发挥,也是传承了母亲开朗乐观的性格。我真心祝福她们继承母亲的长寿基因,一个个健康快乐,长命百岁。
我在20 岁那年走出大山,与姐姐们见面的日子越来越少了,但与姐姐相处的那些记忆常萦系在心。她们疼爱我这个唯一的小弟弟,好的让给我吃,活儿抢着去干,她们就像雨伞或斗笠为我遮风挡雨,让我不必操心家务劳动,安心读书。参加工作以后,我虽然心怀感恩,却不曾对她们有所帮助。为此,我有时自责,觉得亏欠了她们,但有时又自谅,奈何自己穷酸书生一个,只好空怀报答之心了。虽然如此,但并不影响我们这份姐弟之情,而且随着年龄渐老,这份亲情愈来愈浓酽。很多时候,我在她们身上看到了老母亲的影子,亲切中兑进了几许敬意。
在我心中,四个姐姐就是“四朵花”。这不仅因为她们的名字里有“花”,更因为她们确实是四朵盛开的“故乡的山花”。山花是弱小的,但又是坚韧的,在贫瘠的土壤上绽放出艳丽,在僻静的山野间散发出馨香,在寂寞的时空里舒展着生命的传奇。姐姐是平凡的,普通的,平凡得不能再平凡,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但她们又是不凡的,伟大的,了不起的,她们身上所秉持的质朴、勤劳、善良、正直、热情、乐观……正是中华民族所崇尚的高洁品格,她们是传统美德的最好承继者,也是时代精神烛照下的中国劳动妇女的典型形象。
在给四个姐姐拜年回省城的路上,我用车载音乐反复播放自己前年为她们所写的歌曲《姐姐》,祈愿我敬爱的“四大美女”,生命之树常青,幸福花开不败!
2024年2月20日于汉口
【作者简介】柯于明,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作家、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会员、湖北省美术家、音乐家、书法家、摄影家、戏剧家、电影家、朗诵艺术家等“十大省级文艺家协会”会员,被誉为“全才作家”。
编辑:zhufengj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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