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于明美文】人 的 到 达

人 的 到 达

——咀嚼著名老诗人曾卓给我的题词

1991年阳春三月，因为想出一本诗集，我与长江文艺出版社的罗公元编辑一起去拜访曾老。我仰慕曾老的大名，作为一个文学青年，有点诚惶诚恐，却没料收到了意外的惊喜。

在诗集《采紫藤花的少女们》出版时，罗老师谦逊地为我写了一篇跋，在跋中详细记录了那天拜访曾老的情形：“曾卓在家。刚刚七十生辰的曾卓，满头银丝。客厅里到处是鲜花，花篮里的花朵好不艳丽，还有不少朋友送了匾，给予曾卓同志很高的评价。曾卓同志坐在鲜花丛中的沙发里，两眼闪烁，很有精神。如果不是满头的银丝，我们定会把他看作一位年轻的诗人，说话，笑声，还有眼神，思维的敏捷，连我等年龄不大者也无法企及。这就是久经风雨冶炼的老作家特有的机警和精明。文朋好友相会，除了谈文，还是谈文。得知曾卓同志的手头实在忙，都是外地大刊物的约稿，作序文之事已有多年很少而为了。用曾卓同志自己的话说，应朋友的劝已经关了门。还列举了好友数人为例，为于明是不好破例的了。不过，曾卓同志并没有完全谢绝，他乐于为于明兄的诗集写几句话。这，在百忙之中，也是很难得了。”

罗老师记述的现场景况很真实。我们在曾老家大约坐了半个小时，见他太忙不好再多打扰。他进到书房里，一会儿出来时，手上拿着一张白纸，上面是三行遒劲而洒脱的钢笔字：“诗的到达首先要求人的到达。只有人达到了怎样的高度，诗才有可能达到怎样的高度。”  

   我把曾老的题词印在扉页上，使我的诗集大大增添了分量和光泽。但说实话，当初我那份沾沾自喜主要是曾老的大名为我“撑了门面”，而对曾老这两句话并没有更多的咀嚼。随着时光的流逝，随着读到曾老更多的名作，随着自己的写诗生涯越来越长，我才对这款题词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对曾老这位诗坛泰斗更加敬佩崇仰。

曾卓是当代著名诗人和散文家，中国作协理事。曾任湖北省作协副主席和武汉市文联副主席，著有诗集、诗评集多种。其中《老水手的歌》获全国第二届优秀新诗集奖，《听笛人手记》获新时期全国优秀散文集奖。1955年，曾卓受胡风案牵连，被捕入狱。此后的25年中，他一直戴着“胡风分子”的“帽子”，作为一个囚犯忍受着灵魂和肉体的双重煎熬。正是经历了这些屈辱和悲苦，他才写出了令人震撼的《悬崖边的树》：“不知道是什么奇异的风/将一棵树吹到了那边——平原的尽头/临近深谷的悬崖上//它倾听远处森林的喧哗/和深谷中小溪的歌唱/它孤独地站在那里/显得寂寞而又倔强//它的弯曲的身体/留下了风的形状/它似乎即将倾跌进深谷里/却又像是要展翅飞翔……”诗人通过描写一棵独处悬崖边的树，刻画出了一代人在扭曲的生活形态下仍意欲飞翔的人格精神，表现了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执着的理想追求，亦向人们表达了一种与命运抗争的生命主题。这个世界曾给他太多的痛苦、忧伤的记忆，但他仍然宽容地、深切地爱着这个世界，在不同的年代 ，他用《铁栏与火》《寂寞的小花》《悬崖边的树》《老水手的歌》等名篇向世界捧出他的善良、宽厚、仁慈的心。无疑，他是20世纪中国最优秀的抒情诗人之一。

联想到曾老给我的这款题词，它正是曾老几十年诗坛跋涉的经验结晶。它告诉我们，诗的技艺高下是第二位的，更重要的是诗的品质；而要提高诗的品质，则依赖于诗人的品质，包括诗人的思想深度、道德品质，胸怀格局、人格魅力、处世格调、审美情趣等。曾老提出了“人的到达”命题。这是一个严肃而崇高的关乎生命质量的命题，它与诗人的修养、学识、才情、智慧，精神、心理等因素有关，但至关重要的是诗人的人格。这人格，不光是社会规范所指的人格，而且是作家的审美人格。人格是支撑人的力量，人格的力量看似比较抽象，但实际上无处不在，无处不让人感受到。优秀的诗，字里行间闪耀着诗人人格的光辉。曾老的那些炉火纯青的诗就是这样。他成功地实现了“人的到达”和“诗的到达”的完美统一。

曾老给我的这款题词之所以值得珍惜，因为它的针对性极强。当年我刚刚步入诗道，时而诗兴大发，时而迷惘踌蹰，曾老仿佛洞察这一切，他的题词及时而准确，既是对一个年轻诗人的希冀，更是对一个探路者的提醒，励志、告诫、指点、期待……尽在其中。曾老赠我的是他的肺腑之言，更是掷地有声的金口玉言。他让我牢牢记住，较之于“诗的到达”，“人的到达”更其重要。 

在《采紫藤花的少女们》的出版过程中，我还有幸遇到另外两位诗坛大师：一位刘益善，一位朱先树。在他俩身上，又恰恰让我找到了曾老提倡的“人的到达”的佐证。

刘益善先生是当代著名诗人，出版文学专著30余部，在诗歌领域的成就尤为骄人。其组诗《我忆念的山村》获《诗刊》优秀作品奖，组诗《闻一多颂》获《诗选刊》年度诗人奖，长诗《中国，一个老兵的故事》获方志敏文学奖和中国长诗奖。然而他更成功的在于做人，在于“人的到达”。刘益善担任湖北省作协副主席多年，也担任《长江文艺》社长、主编、编审数十年，培养了数以千计的诗坛新秀，为人作嫁不知疲倦，退位多年仍朋友遍天下。记得当年他出差，住在咸宁市（现咸安区）招待所。我去拜访他，想请他写序，并当夜骑自行车去温泉取原稿，来回30多里。刘老师说，凭你这种对文学的虔诚、执著、苦干精神，这序我必须写。果然他很快就写了，并在几家报刊上发表出来。后来，他一直关注我的诗歌创作，直到去年我的《天地正气》获中国长诗奖，是他帮我提供有关信息。

朱先树先生是我国著名诗歌评论家、中国诗歌学会理事，曾在中央文化部艺术局工作，后调《诗刊》社任编审、编辑室主任。我在《诗刊》读到了他许多诗评，仰慕他的大名，渴望他也能为我的诗集写序，但我与他没打过交道，所以抱着试一试的心理把诗稿寄给他。令我喜出望外的是，朱先生竟爽快地答应了，并写得很长，3000多字，字迹清秀工整。序的开头说：“柯于明同志的诗名我是知道的，但至今未曾谋面，我只是从他的诗了解他的。”的确是这样，他连我的茶叶也没喝一片。可见当年诗坛风气之正，亦见先生扶掖后辈之高风亮节。全国各地求朱先生写序的排着长龙，可以想见其忙碌程度，他却对我这个初入诗坛者如此重视，怎不令我动容。从这里，朱先生“人的到达”可见一斑，只有人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他才肯做这种“赠人玫瑰”的功德。

时光虽流逝多年，曾老给我的这款题词却未过时。当今诗坛五彩斑斓，光怪陆离，有繁花似锦，姹紫嫣红，亦有残花败柳，乌烟瘴气。一些功夫粗浅却好标新立异者，或疯言疯语，醉人醉语，或污言秽语，闲言碎语，或不说人话，或废话连篇，把诗坛弄得一地鸡毛，把雕虫小技捧为至宝，却恰恰忽视了“人的到达”。他们不相信每一首诗都是作者综合素质的外化，不去追求人格修养，没有历史意识，不讲现实责任，把诗仅当作发泄、玩赏之物。这种人，很难实现“诗的到达”，更遑论“诗的高度”。据此，我愿把曾老给我的这款题词转赠给正在写诗的众人。而我自己，更要用它来激励、鞭策、警醒自己，活出质量，活出高度，在“人的到达”之征途中夙兴夜寐，孜孜前行。

2024年2月29日于汉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