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舅舅

离家出走的舅舅回家了。

55岁的舅舅是5年前被迫无奈离开土地的。

家住鄂南一个偏僻小山村的舅舅，保留着中国农民的传统本性，长年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世世代代，生生息息。舅舅从未离开过小山村，从未离开过生他养他的土地。三个小孩，几亩薄田，日子尽管过得不怎么宽裕，但家有余粮，也有为数不多的存款。作为一个农民，舅舅很满足。

然而，随着三个小孩长大成人和外出打工，舅舅突然发现，这田开始越来越难种了。化肥、农药、种子逐年涨价，而粮食的价格一年比一年低。日子过得越来越紧，为了摆脱这种入不敷出的窘态，舅舅一咬牙承包了三十亩田地，没想，到头来将所有的老本贴了进去。为此，舅舅不解，为什么田种得越多还亏得越狠呢。那时，舅舅的一句口头禅就是：“这样的日子没法过了。”于是，舅舅一气之下，离家出走。留下舅妈一人在家带小孩，自己则跑到了省城。

在省城，50岁的舅舅开始了打工爷生涯。

初到省城的舅舅，望着川流不息的车流、人流，他顿时傻了眼，不知所措的他分不清东南西北，不知道何处是尽头，胆颤心惊地跟在同乡身后，颤畏畏地走着，生怕走丢。

就像所有初到大城市的盲流一样，在老乡的介绍下，舅舅当起了扁担，每天挑着百十斤的重担行走在省城的大街小巷中，在这个大城市里，挑重担要比在家时吃力多了，再说，像他这样的年纪，每天要想揽到活干也很难，干了不到一个月，身心疲惫的舅舅就只得另谋生路。

本来，他可以就此打道回府，回家种田。可脾气倔犟的舅舅不甘心这么回家。他又加入了盲流队伍。在城市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他自己动手搭起了一个木棚，也不知从哪弄来一辆破三轮车。这样，舅舅收起了废品。他就像城市里许许多多的“破烂王”一样，躲开保安和警察，到一些工地上去“捡”工料卖。干了一段时间后，舅舅觉得这有点儿像小偷似的。于是，舅舅又不干了。

在省城工作的一位老乡见舅舅可怜，便帮他联系到了一份到某个小区看门的工作，工资不高，每月200来块。舅舅是一个易满足的人，每月能有200元的固定收入，这要比在家当农民强。于是，这份没人干的工作，他毫不犹豫地接手。

舅舅那个小区不大，100多户人家，大都是在机关上班的人。一堵围墙将这个小区与外界阻隔开来，在围墙大门口的那座低矮的小房子里，那就是舅舅上班的地方。为了方便工作，小区还给他配了一部电话。能有一个现代化通讯工具，对舅舅来说，也够奢侈的了。

舅舅工作还是挺认真的，也很努力，生怕哪一天再失去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自从他进驻小区后，小区就再也没有失窃过。尽管满脸的皱纹使得舅舅看起来远远不止50岁，但皱纹下仍掩盖不了那双炯炯有神的浓眉大眼，要是有他不认得的人进入小区，他的眼睛就盯得你心里直发怵。

这个小区便成了舅舅活动的空间，200元的工资是低了点，但这不要紧。离家的舅舅就像是到某个工地干活一样，托人从家里捎来粮食和干菜。家乡的土特产很受小区住户的欢迎，他就卖一些给小区的住户，补贴一下自己的生活。就这样，尽管工资只有200元，但舅舅每年还能带回2000元回家。

这一晃就是五年。舅舅愉快而又满足地守着那份门卫的工作。

三月初，我去省城出差，当我再次去看望舅舅时，发觉小区的围墙被拆，在舅舅居住的地方，住满了建筑工人。这里要建新房了，那舅舅呢？他去了哪儿？他是不是又成了盲流？

舅舅的去向始终成了我心头放不下的一件事。清明期间，我回乡下扫墓，妈妈告诉我，舅舅回家了，让我去看看他。

到了舅舅家，得知他一早就去耕地了，还未回。我照着舅妈指的方向到了舅舅那里，只见舅舅正在赶着牛在耕地呢。

见了我，舅舅放下耕牛，坐在地头，拿起了他放下了多年的水烟袋，猛地吸了一口，告诉我，他是二月份决定回家种田的，因为他觉得自己不属于城市，只属于农村，属于土地。

舅舅是一个种田能手。从我记事时起，他每年总能从公社里捞个“种田模范”的荣誉当当，至今，他家里还保留着几顶写有“奖”字的草帽呢。我问他，还走吗？他说，不走了。并指着这一片田地告诉我，回家后，他就将荒芜了5年的30亩田地平整了一番，重新当一个农民。不怕亏本吗？不会，他说，有中央的一号文件和最近粮食提价作保证，种田再也不会亏本了。他说，如今农村的日子越来越有盼头了。

看样子，回到家的舅舅还真要准备大干一场。

这个春天似乎来得特别早，也特别暖和。从舅舅家出来，走在乡间的小道上，到处是忙碌的身影。绿油油的麦苗，金黄黄的油菜花将春天打扮得分外妖娆妩媚。一阵春风吹来，我的心一颤，走起路来轻松多了。

因为土地，舅舅离家出走；还是因为土地，舅舅回到家中。

（初稿写于2005年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