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书”大卖 医疗社会史将成显学

疫情之下何妨读点“疫情书”

疫情之下，各种与疾病、瘟疫、疫苗有关的图书，成为书市热点。

京东图书获得的数据显示，《瘟疫与人》销量为去年同期的20倍。《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销量是去年同期300多倍。《荒诞医学史》《众病之王:癌症传》《逼近的瘟疫》《黑死病:大灾难、大死亡与大萧条(1348—1349)》《死亡地图:伦敦瘟疫如何重塑今天的城市和世界》《基因传:众生之源》《自私的基因》等书销量，也都有几十倍的提升。

上海译文出版社传出消息:1月20日至6月15日，该社“译文纪实”系列《血疫:埃博拉的故事》累计销售逾6.07万册(2019年全年销售仅2.94万册)，续作《血殇:埃博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今年4月出版至今累计销售逾2.61万册;“译文纪实”系列今年还出了另外两本与疫情和医保相关的书，《世纪的哭泣》销售逾2.27万册，《美国病》销售逾1.22万册。这些在书市上都是很不错的成绩，不过，还有更亮眼的——从今年1月20日至6月15日，《枪炮、病菌与钢铁》销售逾18.31万册，而2019年全年，该书也才销售18.8万册;考虑到该书面市多年，已成常销书，这个成绩确实不错。

赢家不只是上海译文出版社。上海教育出版社的《1918年之疫:被流感改变的世界》，去年年中拿到版权，当时预计印个几千册;从今年3月到目前，已经印了5次，共4万册。

而关于1918年大流感的经典之作《大流感》，引进中国已经有15年，出过4个版本，仅在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就印了9次;今年1月20日至今，又销售3.4万册，这是相当惊人的数字了。

不让上海同行专美于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出《逼近的瘟疫》，今年卖了约2万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疫苗的史诗》，也卖了1万册左右。

这些书都在讲什么 《大流感》和《1918年之疫》，讲的都是1918年那场席卷全球造成上亿人死亡的流感。前者以美国为重点，全面讲述了疫情前后美国社会众生相，涉及政治、军事、文化、科学、司法等方方面面，特别点出了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时氛围给疫情防控带来的影响，有些史实让人印象深刻。如一位美军基地司令不顾医生警告，将大批新兵集中运输，导致多人被传染死亡，这位上校司令官后来举枪自杀。书中刻画了一代美国医界精英，其中有勤奋者、有聪颖者、有坚韧者、有创新者，面对病毒却大都落得个抱憾终于;疫情中读此书，很容易代入角色，想象着他们是那个年代的钟南山李兰娟张文宏，不禁掩卷叹息。

2008年的一天，人们重新发掘一具下葬已经90年的英国外交官遗体，《1918年之疫》以此开头。那位外交官享年不过39岁，1919年死于那场大流感，装在铅棺内下葬。百年来，人们始终没能搞清“病毒身份”;铅会延缓腐化过程，因此研究团队花了两年时间办手续，申请“开棺验尸”。《1918年之疫》侧重真实故事、私人经历和人性细节，是一本更为普及的读物;由于比《大流感》晚出，作者可以关联到更多新材料。

这两本书的作者都是记者，但是《瘟疫与人》的作者麦克尼尔则是历史学家，他扬弃西方中心的世界史，开创了“全球史”的路径。他和儿子合写的《麦克尼尔全球史:从史前到21世纪的人类网络》相当有名。“全球史”不是“历朝历代”那样纵写，而是“横写”，写国家与国家之间、文明与文明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横向的联系与互动，地理、气候、生物、疾病都是全球史的重要元素。《瘟疫与人》提出:疾病，尤其是传染病，在人类历史上非但不是配角，而且还是历史的基本参数和决定因素之一，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世界的格局、国家的形态以及文化的样貌。

瘟疫如此厉害，人类呼唤疫苗。在20世纪人类平均寿命的巨大增长中，疫苗起到了重大作用，《疫苗的史诗》讲的就是这个。此书有个副标题——“从天花之猖到疫苗之殇”，人类如何一步步攻克了狂犬病、脊髓灰质炎、乙肝、黄热病，用科学与工业奏响了疫苗的史诗;然而疫苗研制费用也高、周期也长、争议也大，取舍抉择之间，疫苗之路也很艰难。

“医疗社会史”是知识富矿

这些书跟医学史有点沾边，但不是医学史，没那么枯燥;它们把关注的眼光投向学科之外，投向社会的治理、国家的发展、文明的进步和人群的福利。

这些书跟科普有点像，但不是科普书;它们的目的不单纯是为了普及科学、增长知识，更是为了追求“良治”，是要从历史中找出经验教训，让人们更加健康和幸福。

其实这些书都可算作“医疗社会史”图书。医疗社会史是国外一个成熟的学术门类，由史学、医学、社会学交叉形成，已经成为西方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上海大学历史学系张勇安教授撰文介绍过几个国外的医疗社会史研究项目:《英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近代早期的医学世界，1500—1715年》，试图建立一个包括两百余年间在英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活跃的所有医生传记的开创性数据库，第一次全面研究近代早期英国的医学实践的性质和影响;《英格兰和爱尔兰的囚犯、医疗保健和健康权益，1850—2000》，调查150年间英格兰和爱尔兰监狱的健康风险、医疗干预和医疗保健，研究囚犯中精神疾病的高发率和监狱对囚犯精神健康的影响;《迁移，死亡和医疗:城市化的长期流行病学后果调查，1600—1945年》，调查城市如何从早期的“墓地之城”转变为健康之都。

国内的医疗社会史研究，也取得了不少成绩。张勇安教授本人主编的《医疗社会史研究》已经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到第八辑，其中有些题目相当有趣，比如《世界卫生组织与冷战初期盘尼西林生产方式的传播——以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在欧活动和美国医药援华会在华事务为例》《从“补肾”到“荷尔蒙”疗法:民国时期新式抗病技术与日常生活》《卫生与近代城市商业空间的建设——以北京东安市场和屠宰场为例》《日本密档中的近代上海公共医疗卫生调查记录》等等。

历史已经被新冠肺炎疫情改写，医疗社会史在国内成为“显学”，已是指日可待。客观地说，国内作者的医疗社会史著作，在文笔、学识、史才等方面还不够平衡，学科交叉也还不够。想我国人才之众、素材之多，只要发心去做，假以时日，有望出现《大流感》这种水准的作品。 (李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