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不止关乎心智，还有心灵

在人类经济发展的历史上，经济学常伴左右。

当下，各国都或多或少面临移民、收入差距、全球化困局、技术颠覆、经济增长放缓、气候变化加速等问题，面对这些挑战，经济学该如何回应?

《贫穷的本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作者、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学者阿比吉特·班纳吉和法国学者埃斯特·迪弗洛，在合著的《好的经济学:破解全球发展难题的行动方案》(以下简称《好的经济学》)一书中，试图给出解决方案。他以明晰优雅的笔触阐述了经济学领域的前沿研究成果，提出了诸多富有创新和启发性的建议，以令人信服的理由阐释了我们应该采取哪些明智之举，以应对经济增长、移民、贫困等迫切挑战。

为什么对经济学家失去信任 2019年10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系的“夫妻档”教授阿比吉特·班纳吉和埃斯特·迪弗洛因“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的实验性做法”，与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克雷默分享了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一个月后，班纳吉和迪弗洛出版了《好的经济学》(Good Economics for Hard Times)一书。他们认为，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普通民众大多已失去了对经济学家们的信任。2017年初英国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就自己的专业领域发表言论时”，护士排在第一位，获得84%的民众信任度;政客的民众信任度垫底，得票率只有5%;而经济学家排名倒数第二。两位作者2018年对1万名美国人做了同样的调查，结果显示美国政客的得票率比英国更低，而相信经济学家的人只有25%。

造成信任危机的一个原因，是那些顶着“经济学家”名头经常在媒体公开发表言论的人，“本质上都是其所在机构经济利益的代言人，经常随意忽略证据的重要性……更倾向于不惜一切代价对市场做出乐观主义预测”。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真正的学院派经济学家很少花时间来解释自己结论背后通常极为复杂的推理论证过程。

普通民众大多以经济学家能否做出准确的估计和预测，作为自己能否信任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主要根据。但问题恰恰是“预测未来几乎是不可能的”。《经济学人》杂志曾计算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非常优秀的经济学家团队”在2000年至2014年间对经济增长率的预测，发现“基本上他们的预测从来没有成功过”，其平均预测误差为2.8个百分点，也就是说“比每年随便从-2%到10%之间挑出一个数字只稍微准确一点”。

更重要的是，经济学家的研究与结论似乎不食人间烟火。曾有一项研究邀请经济学家和1000名普通美国人回答20个相同的问题，如应否加税，如何评价美国政府在2008年危机之后采取的经济救助政策，结果发现对某一问题持肯定态度的经济学家的比例和持同样态度的普通美国人的比例相差35个百分点之多，这无疑反映出“典型的学院派经济学家和普通美国人的思考方式存在巨大差异”，也最终导致“很大一部分公众已经彻底拒绝听取经济学家关于经济的观点”。

更有尊严的增长和发展

在9年前出版的《贫穷的本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中，两位作者采用了细致的实地调查与随机对照的实验方法，集中分析和讨论了穷人面对的环境、约束、困境、动机、激励及选择，包括他们面对风险和不确定性时的脆弱与疑虑，对社会网络的依赖与笃信，在获取信息渠道、学习知识文化、参与银行存贷款活动及购买保险防灾防祸等利用正式制度与正式市场方面和中产阶级相比所承受的无法逾越、难以负担的“交易成本”，以及他们在自发秩序下发展出来的非正式制度和生存智慧，等等。

而在《好的经济学》中，两位作者将议题进一步扩展到移民问题、收入差距、全球化困局、技术颠覆、经济增长放缓、气候变化加速等方面，试图引入更为精致、精心、精密的政府干预，以外部激励结合说服引导，来推进扶贫、卫生、教育、金融等事业的发展。

作者们在书中反复强调，不能让经济学成为纯粹书斋式的学问，不能过于理想化地假设市场自己能创造公正的、可接受的、高效的结果，这是因为“在一个不平等程度急剧上升、赢者通吃的世界里，穷人和富人的生活正在产生巨大差异，如果我们把所有社会问题甩给市场，这种差异将无法逆转”。

更微妙的是，两位作者发现，发达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实际上和他们研究发展中国家面对的问题是相似的——“人民无法享受发展成果，社会不平等极速加剧，对政府缺乏信心，碎片化的社会和政体”，而这无疑会导致“我们所熟知的、建立在民主和对话基础上的文明正受到威胁”“受干旱影响的印度农民、芝加哥南区的年轻人和刚被解雇的50多岁白人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他们可能面临问题，但他们本身不是问题”。

经济学大师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曾多次指出，经济学是社会科学的一部分，它其实是政治经济学，并且是比“财富”更重要的“人学”的一个方面，经济学不应只研究人的心智(mind)，还应当研究人的心灵(heart)。这种定义与已经过度专业化、零碎化、细密化、局部化了的当代经济学的观点截然不同，但我认为，它与两位作者在书中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一致的。

可以说，要理解经济议题，就要理解作为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各自的生命历程、生活世界、生活场景，同时又要采用田野调查、随机试验等科学手段来寻找制定和改善政策建议的科学依据，借以在金钱和物质之外，“将人的尊严重新放在中心位置”，并在这个民粹主义、反智主义带来分裂与对立的时代，帮助我们消弭分歧、重建互信、打造共识。

构建更人道的经济学 凡在谈及经济学改变世界的力量时，论者大多会引用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结尾的经典之论:“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之思想深度，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只是这些思想而已。许多实行家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之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之奴隶。狂人执政，自以为得天启示，实则其狂想之来，乃得自若干年之前的某个学人。”

本书两位作者也未能免俗。但奇怪的是，他们并未引用凯恩斯在《通论》中最后的话:“早些晚些，不论是好是坏，危险的倒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或许正如两位作者一再强调的那样，“经济学太重要了，不能仅仅把它留给经济学家”。但不同经济学家间不同思想和理论的碰撞，在所难免。

例如，作者在致谢中提到的哈佛大学历史与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艾玛·罗斯柴尔德教授曾指出，亚当·斯密相信大多数人会希望其他人同样不受压迫或剥削，“这是经济自由体系的基础”。可惜的是，两位作者只看到了古典经济思想不能完全切合现实的重大缺陷，却未能看到其最为虔诚的愿望。作者们致谢的另一位学界同好、巴黎经济学院教授托马斯·皮凯蒂在新书《资本主义与意识形态》中也提出，不平等的真正原因来自政治与意识形态，有可能通过“参与式的社会主义”以及递进税率解决。但两位作者认为对超级富豪课征重税，也不能募集到超过美国国民收入1%的资金。那么在面对书中提出的移民、贸易战、不平等和气候变化等问题时，社会政策的创新所需资金从何而来?两位作者对此并未提出可操作的具体方案。

经济学是一种生活方式 作为一名接受过10年经济学科班训练的普通读者，我曾认为经济学是一种生活方式，这种认识或许过于诗意、缺少地气。因为真实世界的经济绝不像经济学理论所假设的那样是稳定的、理性的、有效率的，甚至不应该将经济学视为一门纯粹的科学。但我也曾思考，接受过最基本经济学教育的人之间，是否存在一系列接纳、信守、认同的基本原则，例如关注选择，重视合作，支持交换。

欣慰的是，我们总能发现，无论所提出的经济学理论的分析框架、问题假说、实证模型、推演路径、学理结论和政策建议如何大相径庭，有坚守的、有良知的经济学家无非是希望能得出符合科学精神、令人信服且有助于“经邦济世”的结论，让我们离真相更近一步，其目标和理想其实都是让市场更有效率、更显公平、更具道德，也就是两位作者所说的“经济学家们条件反射式的基本观点”:“我们应该让市场发挥作用，同时为那些弱势群体提供保障。”

正因如此，两位作者才指出，“我们都想要一个更美好、更理智的世界。”或许我们同样需要一种“更美好、更理智”的经济学，即:一种认识到人类的最终目标不是GDP数字，而是福祉提升的经济学;一种认识到马歇尔所提出的“人的研究”意义上的经济学;一种愿意保持谦虚和诚实、实事求是地接受检验并不断保持发展活力的经济学。

最重要的是，用罗纳德·科斯的话来说，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一个开放式的集体学习与自我转型的演变过程，任何思想与知识都不可能完美、终极、单一到足以一统天下地描绘多维度、多面向的现实。如果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思想解放”，如果不能真正信奉知识的自由竞争，任何国家与地区的社会发展与经济增长无疑都是不可持续的。好的经济学和经济学家，都会毫不犹豫地赞同这点。

(咸宁日报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