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工作是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

找工作是一项关系社会结构和社会政策的关键问题。学者马克·格兰诺维特通过对美国马萨诸塞州一个城市的282位专业、技术和管理人员所做的职业调查，发现了人际网络在劳动力流动中的关键性作用。

《找工作:关系人与职业生涯的研究》为读者揭开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奥秘，我们在哪里和如何度过工作时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如何嵌入社会关系网络中。

● 社会学的触角伸向经济学

马克·格兰诺维特无疑是目前在世的社会学家中影响力最巨大、声名最显赫的学者之一。这一判断的证据，只需要列举两点就够了:第一是他的两篇著名论文《弱关系的强度》和《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产生了持久、广泛而深入的影响。据维基百科提供的数据，这两篇论文在Web of Science网站上曾经雄踞社会学最高被引文献排名的第一名和第三名(如今有所变动，但仍然甚为靠前)。第二点是，格兰诺维特被广泛认为是离诺贝尔经济学奖最近的社会学家。

经济学新古典综合学派的创始人、197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有一句豪情万丈的名言:“经济学由于其特有的方法论，必将侵入到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并将君临其上。”同据称是“社会科学皇冠上的明珠”的经济学比起来，社会学则显得落魄很多，维持住自己的“领地”经常也不是易事，以至于“剩余学科”之类的嘲讽长期挥之不去。就是在这样的学科声势对比中，年纪轻轻、刚刚从哈佛大学社会学系获得博士学位的格兰诺维特在《美国社会学杂志》(AJS)上发表了他的成名之作《弱关系的强度》，并修订出版了其博士论文，即这本《找工作:关系人与职业生涯的研究》(以下简称《找工作》)，一时石破天惊。在其中，格兰诺维特以其极具说服力的实证研究和理论辨析，将社会学研究的触角径直伸到了经济学长久以来的核心领域之一，即劳动力市场理论领域，并向强势的经济学发起了有力挑战。

● 怎么找工作是个大问题

在《找工作》一书开篇，格兰诺维特首先提出了自己的问题，简言之，就是人们怎么找工作的问题。具体来说，他指出，求职者要找到工作，首先需要关于工作机会的信息，而这些信息是如何获得和传播的，则正是以往的理论(无论经济学还是社会学)都没有予以很好地解决的问题。

格兰诺维特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此一(类)问题上，以往经济学和社会学都存在明显的不足。经济学的不足简言之就在于其“完美劳动力市场假设”，经济学家总是认为劳动力就是一种跟小麦或鞋子一样的商品，适用于他们精雕细琢而成的市场分析模型，其中工资即劳动力价格，而此一价格是由供给和需求两侧维持动态均衡的过程所决定的。在这样的分析中，很容易推论出同类工作中应当不存在工资差异和失业问题。然而事实上，工资差异和失业问题几乎从资本主义甫一诞生就始终存在着，而这连同与之密切相关的劳动力流动方面的诸多问题，是古典经济学理论很难解释的。

对经济现象进行研究是社会学自初生以来持续至今的重要兴趣之一。但早期的古典社会学大家如马克斯·韦伯等人的经济社会学研究工作主要是相对宏观层面的理论分析，对于实际经验研究的指导作用有限;而这一状况到了差不多半个世纪之后塔尔科特·帕森斯的宏大理论一手遮天的时代，终于发展到了人们再也无法忍受的程度。

帕森斯和他的学生尼尔·斯梅尔瑟合著的《经济与社会》(书名沿用了韦伯的同名遗著)，与帕森斯其他主要著作一样，以其高度抽象的执迷于结构功能分析的宏大理论建构风格，被认为完全无益于任何经验研究之需，因而在社会学界和经济学界都遭遇了“冷场”，鲜有追随附和者。帕森斯式的经济社会学遭遇的失败加上其时若干外缘因素，还导致了经济社会学这一领域本身的衰落。因此，当格兰诺维特试图重建经济社会学的时候，他在前面加上了一个“新”字——“新经济社会学”，以示区分。

● 现代化中的特殊主义

《找工作》在新经济社会学中开天辟地的经典地位，一方面固然由于其理论洞见，另一方面当归于方法的创新。格兰诺维特开创性地使用了社会网络分析的方法，这种方法背后的理论预设与以往的社会学研究大相径庭:以往的研究往往以个体为单位，着重关注个体的各种属性，例如性别、年龄、种族、阶层、教育水平、收入水平等等;但社会网络分析则看到了以往未予充分重视的社会关系形态的重要性，认为在很多情况下，对个人(经济)行动产生更大影响的是社会关系而非个人属性。这种强调关系的取向认为宏观层面的社会结构直接影响到各种社会关系网络，而微观层面的个人又是嵌入在各种社会关系网络之中的。这样一来，格兰诺维特就以社会关系网络作为中观层面的桥梁，连通了宏观与微观，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克服了社会学中根深蒂固的宏观—微观二元分裂对立的局面。

在该种方法的操作层面，基于各种科学性和可行性的考量，格兰诺维特选择了波士顿郊区的牛顿城进行调查，他采用随机抽样方法对该城市的282名男性专业人员、工程师和管理人员进行了调查(他面对面访谈了其中100人，另外182人通过邮寄问卷的方式进行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在全部被访者中，大约56%的人表示使用个人关系获得了最近的这份工作，18.8%使用了正式的方法(9.9%使用了广告，8.9%使用了其他正式方法)，18.8%使用了直接申请，6.7%属于综合类型(包括“不确定”)。可见，社会关系对于求职的重要性是不容低估的。在这一发现的基础上，格兰诺维特还进一步分析了求职方法与工作满意度及收入等方面的关系。数据分析结果表明，使用个人关系获得职位的人大体上对于工作的满意度相对更高，收入水平也相对更高。

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格兰诺维特依次讨论了空缺结构/空缺链的动力问题、关系的建立和维持问题及个人职业生涯(中积累起来的社会关系)对于往后求职的作用等议题，此处就不再一一赘述了。值得注意的是，格兰诺维特在第一篇的最后一章专门对此前几章的经验分析工作进行了理论性探讨，除了我们上面讨论过的一些理论问题，格兰诺维特出人意料地讨论了这些结论对于反思“现代化与特殊主义”之关系的意义。

在此之前，以帕森斯为代表的现代化理论认为，随着一个社会的现代化，社会也会发生分化，经济、政治、宗教、教育、家庭等领域的功能会变得相互分立、各自为政，而以前那些依赖人情、关系等特殊因素行事的“特殊主义”将被遵循普遍规则(例如法律等)行事的“普遍主义”所代替。格兰诺维特从他的研究出发，拒绝承认这种单线的、传统—现代二元对立的、进步主义的现代化理论的充分性。尽管帕森斯等人的现代化理论后来遭遇的批评很多，但格兰诺维特通过他的新经济社会学研究工作对此提出的批评给人们带来的启发，或许更具现实性与经验性。

● 找工作也需有比较模式

在该书的第二篇，格兰诺维特跳脱出具体的经验发现本身，讨论了一些与此相关的更高层面上和更大范围内的理论问题。例如他超出个人层面，在组织的层面上讨论了若干关于人员流动的问题。此外，他还在比较的视野中和现实应用情境中去检视自己的理论成果。其中，特别值得一说的可能是他关于比较的讨论。

格兰诺维特的比较工作是为了说明其理论并非仅对于当代波士顿郊区的一个小城市具有阐释意义，而是在一定程度的时间和空间上具有普遍性。他从其他地区/文化的历史和现实经验出发来进行这种比较，例如他分析了欧美在前工业化时期的一些被认为非人情的招募模式，主要包括临时工人挑选、同业公会和劳动力承包商等，以及被认为独具特色的日本的契约组织。

格兰诺维特最后指出，“尽管现代化导致了革命性变迁，在前工业社会和工业社会劳动力市场的招募方式中仍然存在相当大的相似性。”当然，因为缺乏“可与目前研究进行严格比较的资料”，所以格兰诺维特也谨慎地表示“没有得出许多一般性的结论”，但他仍然相信，“没有充分的理由期望美国市场之外的工业化过程，甚至是某些前工业市场的工业化过程，会与这里报告的过程有根本的差别，尽管某些过程的相对频率会因为跨越不同经济的结构性差异而变化”。 (咸宁日报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