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恰似一座永不停歇的时钟

这是电影《摩登时代》中的经典镜头:在一家高度机械化的工厂中工作，工人们在岗位上各司其职，重复着单调而乏味的劳动，查理·卓别林所扮演的小胡子男人便是其中一员。在高强度的重复性劳动中，他的身体也犹如运转的机器，同伴们的鼻子都成了他眼中需要拧紧的螺丝钉。

这一场景已经定格在现代电影的光荣时刻里，并成为无数学者解读机械、技术理性对人的生命施行戕害与异化的重要文本佐证。在他们的思路中，机械与生命是互不相容的矛盾体，是势不两立的敌对国。对立的思路虽然延展出对现代社会的反思，却也成为让思想向更深处掘进的障碍——机械与生命果真如此水火不相容吗?在杰西卡·里斯金的《永不停歇的时钟——机器、生命动能与现代科学的形成》一书中，我们会见识到理解机械与生命的别样风景——生命机械学。

机械成为“劳动者”

或许，今天的读者依然会将机械想象为未来的景观，无数的科幻作品也似乎在不断地确证机械的未来属性。但是在历史的深处，机械早已在人类历史的舞台上粉墨登场，并在人类社会的进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从起初的宗教器具到之后的日常生活装饰，再到工业革命中的机械化生产，机械在人类历史中经历了三次变身，并逐渐由人类生命的外部渗透至精神的幽深地带，与现实生活产生共振，成为人类社会运转的重要因素。

伴随着宗教的乐声，机械出现在教会的场所之中。钟楼上手持木棒的机器人会定时出现，以此告知信徒此刻的时间;圣马可广场钟楼中的东方三博士不仅暗示出托勒密天文体系，更显示出古人对人之存在与未知宇宙的不懈探索。除此之外，音乐也成为宗教机械的元素之一，“由管风琴驱动的机械天使组成的唱诗班挤满了熙熙攘攘的人物，有时还有歌唱的飞鸟相伴，雕塑中的天使一边吹响号角，一边打鼓和演奏钟琴”。

需要注意的是，那时的欧洲正处于素有“暗黑时刻”之称的中世纪，教会仿佛张牙舞爪的大章鱼，将触须伸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即使在机械中，也要凸显“永恒天父”的庇佑。

在教会使用机械凸显宗教思想时，教堂本身已经被城市所接纳，并逐渐成为市民日常生活的重要环节。“从中世纪后期，自动机械便成了活跃的城市文化的一部分。”在从宗教走向日常生活的过程中，钟表依然是先行军，精巧的钟表开始出现在皇家与贵族的卧房之内，成为家居生活的重要装饰。现存于大英博物馆的一座钟表被雕刻为精致的宝船形状，船上的小人会围绕日晷转动，还有两只机械小龙虾在前后移动，犹如在海中嬉戏的蛟龙。机械卸下宗教的沉重铠甲，用自身的技巧与精致收获市民的青睐。

在工业革命的机械化生产中，机械将自身与生命的相连发挥到极致，甚至走向自反的境地。随着工业革命的进行，愈发精湛的机械技术使其由日常生活的装饰品晋升为人类行为的替代品。并且，机械不仅开始从事人类的工作，还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形态样貌，更促成历史的革新。从工业革命开始，机械成为与人类、动物并列的“劳动者”。与后者相比，机械似乎更加称职，因为除却必要的维修与保养，不知疲倦的机械可以日夜不停地运转。一方面，这凸显出机械的“纯粹性”，另一方面，在工业生产与资本扩张的背景下，机械的“纯粹性”也成为对人的规定，并在此过程中造成对人性的扭曲与挤压。

“机械的新喻反映出人类和机器共同构建了新的未来图景。”在此“未来图景”之中，机械的身影将更加多变，亦会更加引人注目，这并不在于其历史上的精巧和庞大，而恰恰是日常与普通。

生命是配合下的整体运作 生命机械学立足于生命与机械的两极，一改从生命批判机械的常规思路，转向从机械的角度思索生命的本质。在生命机械学的视域中，生命既具有如精神、灵魂、尊严等引以为豪的品性，也如机械般在机体的彼此配合下整体运作。如果说人类创造了机器，那么，谁又创造了人类?人类是自发地进化成今日的模样，还只是被动地接受造物主的操弄?生命机械学将之视作理解生命的核心矛盾，并由此展开深刻的生命之思。

人为何选择“机械”作为思考生命的参照系?或许，其他动物也可以与人类形成参照，但是，物种的各自独立使其与人类的关系只能是平行关照，而无法在交汇之处彼此了解。机械改变了人类的身份，其由生命的旁观者、亲历者一跃而为缔造者。在创造机械的过程中，人类无限逼近理解生命的核心矛盾——自主或他律。自主的生命恰似一座永不停歇的时钟，内部的齿轮在自顾自地转动;他律的生命则始终要听从“大他者”的差遣，在无形的操弄中唯命是从。人类在生命与机器之间反复思索、试验生命的终极属性，不仅留下逡巡与徘徊的背影，更延展出生命机械学的思想命脉。

笛卡儿是生命机械学的先驱。他率先打开机械的窄门，进入生命的幽径，为生命——尤其是“人类生命”——寻找安身立命的桃花源。他将生命比作“动物机器”，即“动物和人体在本质上都是机械的”。在笛卡儿的视域中，“机械”是“可理解”的代称，笛卡儿的本意在于从机械的角度肯定生命，“拥有生命”才是笛卡儿“动物机器”概念的全部意图。在笛卡儿的时代，教会的阴云依然笼罩在思想的天空，生命也只是教权的附庸。笛卡儿将生命比作“机器”的目的，就是要说明生命本身并不是玄奥的宗教迷思，而是如机械般可以量化、分析直至理解的实体存在。在生命面前，人类应该如经验丰富的钟表匠面对时钟般冷静、从容地识别其内部构造，而不是在蜡烛的烟雾与圣歌的缭绕中不假思索地俯首帖耳。可以说，笛卡儿是在用机械为生命祛魅，并以此为基点寻求人类生命的独异性。

一切都是为生存而准备 笛卡儿开创了理解生命的新纪元，却也忽视了解释生命的重要前提:人为何可以如他所说?换言之，笛卡儿的观念无法解释生命的诞生与形成之谜。对此作出回答的，将是大名鼎鼎的达尔文。

面对已经成形的世间万物，达尔文不得不将自身置于生命机械学的核心矛盾:生命的形成与变化的根源是自主还是他律?可以说，达尔文一生都与这个问题纠缠，亦始终未曾找到答案。但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夯实了生命的生物学基础，并建构出生物历史的演化模型——自然选择。一方面，自然选择承认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内在属性;另一方面，这一学说在无形中将自然人格化，这也透露出在达尔文的心中游荡着魅影般缥缈不定的“设计之神”。如果没有“设计之神”，自然万物为何会如此“完美”?作者里斯金说，并不是生物“完美”，而是“刚好满足需要”。生存的底线再一次实现对生命的还原。无论是自主还是他律，生命始终以生存为最高原则，达尔文或许无力解释生命机械学的核心矛盾，但是他让我们关注到生命的更加本真的需求——求生。在求生的本能欲求下，生命演化出千万种可能，无论是水中的游鱼还是树端的飞鸟，即使是蚯蚓分泌的黏液都是为生存而做的准备。从生存的角度出发，我愿意相信，生命是自主的。

(咸宁日报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