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天， 打开一幅草木与生灵的画卷

《诗经》的动植物研究自古有之。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王应麟《诗草木鸟兽虫鱼广疏》、毛晋《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广要》等皆是其中翘楚。

人们之所以如此关注《诗经》名物，其原因大致有二。其一，《诗经》以赋、比、兴著名，离不开作为本喻的“鸟兽草木”。如果读者弄不清楚“鸟兽草木”所指为何，那么恐怕也很难弄清所赋、所兴的主旨和意蕴。其二，《诗经》诞生的时代太遥远，彼时名物的称谓往往会因时而变，这就给著者的考释带来了烦琐和困难，后继者便会据此再进行新的考订和诠释。

新世纪之后，人们致力于打破学科间隔，进行跨学科研究。高明乾《诗经植物释诂》《诗经动物释诂》等，即是带有鲜明理科思维的人文著作。其以生物学视角研究中华典籍的方法，不仅拓展了《诗经》名物研究的边界，而且开启了研究范式的转变。可喜的是，高明乾先生笔耕不辍，近日他与学生们联合撰写的新著《诗经动植物图说》，由中华书局出版。

考订名物 校释前说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诗经》里的这一句，已成为千载吟咏爱情的经典。

除《周南·关雎》外，《召南·鹊巢》《卫风·氓》《小雅·曹风》《小雅·四牡》里都有关于“鸠”的诗句。譬如，“维鹊有巢，维鸠居之”“维鹊有巢，维鸠方之”“维鹊有巢，维鸠盈之”。

然而，“鸠”究竟是何物?

历代注家都说，《诗经》中的“鸠”并非专指一种鸟。但究竟指的是哪一种鸟，他们却常常有不同的看法。《毛传》云:“鸠，尸鸠、秸鞠也。”崔豹《古今注》云:“鸲鹆，一名尸鸠。”严粲《诗辑》云:“鸲鹆今之八哥。”焦循《毛诗补疏》则说:“因居鹊巢，知其为尸鸠，犹因食桑葚，知其为鹘鸠也。”

高明乾在尊重古代知识的基础上指出:“现代动物学上所说的鸠是指鸠鸽科部分鸟类，如绿鸠、南鸠、鹃鸠和斑鸠等。它们能否侵占鹊巢值得进一步探讨，因为它们不是那么强悍，没有那么凶狠。隼科的燕隼、红脚隼有此可能。”又据刘凌云、郑光美《普通动物学》、杨安峰《脊椎动物学》，高明乾认为，以“红脚隼”解释《召南·鹊巢》中的“鸠”更为合适。

用现代动物学知识与文献梳理结合的方法，考订名物，简明扼要，也令人信服。而“鸠”，仅为《诗经动植物图说》辨析多种“鸟兽草木”的一例。

三位作者高明乾、王凤产、毛雪飞均为生物学专业出身，却又都熟读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因此，能发现前人注疏中的错误之处，并给予改正。

如《秦风·终南》中的“渥丹”，前人很少将其当作植物看待，而是把它注释为“润泽”。郑玄《毛诗正义》云:“渥，厚渍也。颜如厚渍之丹，言赤而泽也。”后人采此意专指人光泽的容颜。至明代，凌濛初才纠正此看法，他在《言诗翼》中说:“‘渥丹’，名花，似鹿葱而小，色甚红，见《仙经》，又名华丹，见《抱朴子》。”所以，后种解释一直沿用至今。作者们不仅从古典书籍中寻找文献，采用现代植物学知识加以考证，而且参照陕北地区的植物山丹丹花卉的特征，最后认为诗中的“渥丹”应是一种花小、被片稍短的百合科植物。

但即使如此，仍有一些动、植物无法被考释出恰当的名字，作者们于是便共存其说，以备他人进一步考释。如《小雅·采薇》中的“鱼”，陆机释为鱼兽。但还有另一种解释，认为这里的“鱼”指的是“鲛鱼”，李时珍持此说云:“古曰鲛，今曰沙，是一类而有数种也，东南近海诸郡皆有之。”作者们采用后说，但也将前说附上。在没有绝对把握的前提下，他们并不贸然否定前人之说。

以图释《诗》 诉说生灵

以图释《诗》，唐代之后就已出现。与前人一样，三位作者清楚地知道，如果没有“图”来诉说《诗经》里的生灵，历代诗人们就会失去感知对象。《图说》没有脱离这一传统。作者们以强烈的读者意识，为《诗经》里的114种动物和137种植物绘制了图像，帮助现代人更加确切直观地认知《诗经》名物。

《图说》中的每一幅制图，都可谓是栩栩如生。如《周南·汉广》中的“蒌”、《召南·采蘩》中的“蘩”、《王风·采葛》中的“萧”“艾”、《小雅·鹿鸣》中的“蒿”、《小雅·蓼莪》中的“蔚”，今天来看，皆是“蒿”的家族中的一员。而作者们的绘画，又让每种“蒿”的风格都与众不同。

试想，如果弄不清楚每种植物的特征，读者怎能体会诗句背后的深意?

再如《周南·汝坟》《豳风·九罭》《陈风·衡门》《齐风·敝笱》《小雅·南有嘉鱼》《周颂·潜》，皆以鱼起兴，但诗句中所涉及的鱼却并非一种，它们分别是“鲂”“鳟”“鲤”“鳏”“嘉”“鲦”。且不说读者是否能正确读出它们的名字，即使是读出来了，却不知它们之间的异同，有什么意义呢?

为此，高明乾依据实物，不仅将它们逐一区分开来，而且一笔一画之间不敢有丝毫懈怠。他笔下的鲂鱼，呈扁状，头小眼大，鳞片边缘密集的小黑点汇成了网眼状的黑圈;鳟鱼前圆后扁，头小眼大口裂宽，通体布满较大的圆形鳞片;至于鲤鱼，口角有两对胡须;鳏鱼鳞片较小;嘉鱼上唇完全消失;鲦鱼背部几乎成一条直线……如此清晰又准确的精心之作，怎能不给人一种扑面而来的直观感受?

这样一来，当作者们尝试在草木生灵与诗歌意境之间做出关联性的解释时，便显得信心十足。

如前文所提到的“渥丹”，高明乾注释其“红润可人，正如丹砂”。终南山就在陕西境内，渥丹则是这里最耀眼的花卉之一。可以想象，这里的终南山并非普通山脉，所以才会“君子至止”。作为终南山最具象征的植物，山楸和楠木也与秦王的锦衣狐裘相配，由此，“条”“梅”和“渥丹”这样一组植物便与“君子”组成一幅比兴符号，与秦王的德性关联起来，令古代诗人发出“其君也哉”的赞叹。

融汇新知 以启后人

文献考释，并非《图说》的最终目的。跳出考释拘泥，融入更多古今知识，启迪后人，才是作者绘著图谱的原因。

如《豳风·七月》，有“七月亨葵及菽”的诗句。作者在说明“菽即大豆”之后，便展开了关于大豆的历史叙述，“在我国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过大豆的残留印痕。北京自然博物馆展出过山西侯马出土的2300多年前的10粒古代大豆。1953年在洛阳烧沟汉墓中，发掘出距今2000年的陶仓上用朱砂写的‘大豆万石’，同时出土的陶壶上有‘国豆一钟’四字”。这段文字与其说是在图说植物，不如说是对我国古代农业文明的说明。

再如《小雅·角弓》，有“毋教猱升木”的诗句。作者指出猱就是金丝猴，同时补充了金丝猴命名的来历:“1870年，法国科学家米勒·爱德华兹首次对四川宝兴的金丝猴进行了描述定名”，“川金丝猴的种名取自旧时十字军总司令苏雷曼夫人的名字Roxellana”。这似乎也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图说模式。

这些“沟通古今，融汇中外”的注解，为拓展读者的视野起到了作用。

总的来说，《诗经动植物图说》是一本兼有学术性与通俗性的读物。无论是考释动植物名字，还是制作研究的目次框架，抑或绘制每一种动植物的图像，皆以生物学的知识和方法为基础;它又以准确、逼真的绘像，将读者带到了一个看图识字的时代。

当然，《诗经动植物图说》是否完美，仍有可言说的空间，如“麒麟”是否就是长颈鹿，“杨”是否就是红皮柳等。但是，它却有办法带领读者绕过佶屈聱牙的名字，以简洁的图像，引起古人与我们之间的知识共振和心灵共鸣。

(咸宁日报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