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是内心的法律

《党政干部德鉴》，陈良著，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22年4月出版。

推荐理由：本书收录了作者近几年来关于古代崇尚道德、为政以德、正己修身、廉洁为民等方面的文章，褒扬了恪守为民之责、力行为民之举，赞颂了心底无私、举贤不避亲仇、铁骨铮铮的言行。作者聚焦历史人物，展现其为政成就与道德风采，不但讲述了汉文帝、唐太宗等古代明君宽厚爱人、尊贤重士的典型故事，也讲述了魏徵、姚崇、王旦、张咏、范仲淹、郑板桥等古代名臣的为官作为，旨在引以为鉴，见贤思齐，尚德修身。本书还从全新视角审视传统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旨在以文化人，滋润心灵，完善人格。

古往今来，为官者“不患无位而患德之不修”，“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作为新时代领导干部，官德修养要过硬。陈良在推出《走出迷局──审视历史中的人性与制度》《党政干部廉鉴》之后，又推出《党政干部德鉴》一书。

本书汲取传统官德精华，用大量的历史故事多角度谈官德，既讲述了汉文帝、唐太宗等古代明君宽厚爱人、尊贤重士的典型故事，也讲述了魏徵、姚崇、王旦、张咏、范仲淹、郑板桥等古代名臣的为官作为，褒扬了那些心底无私、举贤不避亲仇、勇于抗争的铁骨铮铮言行，对提升官德修养、加强官德建设具有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

首先，本书较之于作者前作，切入视角不同。虽然都是在审视中国传统文化，但是，《走出迷局──审视历史中的人性与制度》强调的是“制度”的刚性约束，《党政干部廉鉴》着力点在讲述廉政故事，在肯定了法治的必要性的同时，认可了人的德性在社会治理中的独特作用。作者在此书开篇即以《德润人心　法安天下》作为“自序”，阐明了作者的指导思想：“在依法治国的当下，是否依然崇尚道德？答案是肯定的。自古以来，法律与道德是国家治理不可或缺的两种重要手段。法安天下，德润人心。法律和道德都是具有一定约束性的规范体系。法治重在他律，具有强制性、威慑性，可稳定人们的预期，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德治重在自律，具有调节性、劝导性，滋润社会成员的心灵。法律是内心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法律的实施有赖于道德支持，道德的践行离不开法律约束。”

事实上，本书第一辑中所列举到的汉文帝、唐太宗、邹穆公、孟尝君等实例，都不是立足于制度层面，这些君王的言行都是基于道德的自我约束。汉文帝的“简朴”、唐太宗不屑于沽名钓誉、邹穆公的善待他人、孟尝君的尊重宾客等，都是他们基于现实、出自内心、服膺于道德的一种自觉选择，所散发出来的不是法律的威严而是道德的光辉。

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关系及其在社会治理方面的作用，一直是学者们争论的话题。第一，人们将法律与道德视作两个完全不同甚至相对的视域；第二，一些学者单向度地强调了法律的根本性，因而认为现代社会的治理逻辑应该是道德法律化。不过，令人尴尬的是，“以礼入刑”和“明刑弼教”在中国古代的实施，并没有使中国古代成为法治社会，相反，仁义道德变成了杀人工具，道德法律化走向了二律背反。这其实是极具启发意义的。邓晓芒在《灵之舞》一书中明确指出：“以道德原则作为法律原则去强制每个人的自由意志，将带来不可估量的恶果，它将使人丧失自己作为道德选择的资格，使道德本身变得虚伪，最重要的是：它彻底否定了人作为一个自由存在者的尊严，因而也否定了一切道德。”正因为如此，我们不应该将道德与法律对立起来，更不能将道德简单置于法律之下并以之为羁绊。在很大意义上说，道德有着法律不能覆盖的地域，譬如激发人的内心的信仰和敬畏之情，从而远离犯罪。正所谓法在外，德在内；法安天下，德润人心；内外兼治，法德并重。由此看出，本书对德性的认可实有可取之处。

其次，《党政干部德鉴》将触角深入到中国历史文化之中，以文化人，立意高远。习近平总书记大力倡导“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其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身又是从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中萃取出来的。这就需要我们了解中华传统文化，还需要我们善于辨识中华传统文化。正是基于这样的考量，本书不就事论事，不猎奇炫物，而是探幽发微，抽丝剥茧，探寻中华传统文化之谜，寻找中华传统文化之道。譬如《穿越时空的中华人文之光》所梳理的就是“中华人文的精髓”（仁爱、民本、诚信、正义等），并从中发掘出“中华人文的力量”，然后顺理成章涉及“中华人文的弘扬”问题。笔者同样看重《滋生腐败的负面文化因素》和《腐败亚文化，毒害心灵和风气》两篇文章，作者陈良从“负面”“亚文化”角度展开论述，深入揭示其危害性，别出机杼。在陈良看来，这些习焉不察的“负面文化因素存在，致使腐败现象在蔓延时，未能得到社会心理与文化自觉的抑制与反抗”，“因此，遏制腐败需要软硬两手，一方面要严厉打击，另一方面要建设并形成清廉文化，净化社会土壤”。而后者，这些“腐败亚文化”更不可轻视，因为其“虽然摆不上桌面，不能进入主流意识形态，却能渗透到集体无意识，逐渐演化为风俗习惯或潜规则，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因此，必须根治“腐败亚文化”，大力加强先进文化建设。论述切中肯綮，发人深省。

再次，《党政干部德鉴》落脚于时代，谈古论今，让本书有着极强的现实价值。凌空蹈虚，述而不作，仍然是一些学人逃离现实的法宝。陈良不然，他一直是有着强烈的文化担当。从早期的小说创作开始，陈良就有着较为明显的理性色彩。其后，陈良专注于文论，辨析社会问题。在笔者看来，没有改变的还是他一以贯之的社会忧患意识。检索本书，我们很容易发现，作者有意识地遴选中国历史上的以德修身、以德治国、失德亡国、法德结合等事例，最终都落脚于现实，引之为参照。譬如在《岳飞的言行》中是“‘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怕死。’此言如黄钟大吕之声，千年回响，警世难忘。”在《为官力求“三不欺”》中是“当今干群关系，类似于古代官民关系，如果我们干部能够借鉴‘三不欺’的经验，切实改进工作方法，必定能处理好干群关系，从而同心同德，同向同行。”如此等等，不一一赘述。

（咸宁日报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