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子恺 为你描绘出整个春天

民国时期，有一位可爱的老头儿。在他的笔下，小猫亲人、杨柳春燕、稚子顽童……世间万物，无不可爱。在成人的世界里，他始终保持着一颗童心。不管写字还是画画，都出于随性。“追赶不上的不追，不属于自己的不要，挽留不住的不留，生活哪有那么复杂，简单甚好。”这是丰子恺的人生哲学。

他的画质朴又可爱，百种场景，皆逃不出一份天真的勃勃生机。他的文章也写得清雅质朴，句句至理。他的心和他的画一样，善良、纯真、温润、有趣。他53岁开始学俄语，55岁翻译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65岁翻译日本长篇小说《源氏物语》，他还给很多书做封面设计，闲暇时间写音乐理论教材。

半个多世纪里，丰子恺的人生几经沉浮、几度沧桑，但始终保持着诗心、童心和仁心。读懂他的天真，你就会豁然开朗。

诗心充满对世间的深情

古典诗词中的经典意象在丰子恺的散文中随处可见，但他却没有旧时文人的陈旧腔调，而是以“回返”的方式抵达了现代。《故乡》从古诗入手，写尽了现代人乡愁的失落；《看残菊有感》有对残秋残菊的伤感，更有与古人一脉的忧思而引出的对于“人生短，艺术长”的感喟；《无常之恸》中“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这些慨叹人生无常的诗句字字刺入心中，在惆怅与伤感之中更增添了对现世的关怀与期许……

“以诗为题”“以诗入画”处处可见诗心。丰子恺1924年公开发表的第一幅作品《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便是对宋词《千秋岁·咏夏景》的改写。他单独选取其中一句，使画面的整体意境跳脱出幽静与幽恨的氛围，利用三杯两盏的形象将人的活动痕迹凸显出来，更具温度与温情。1940年创作的《燕归人未归》，描绘了炮火下残破的家园，然而画面中却没有表现苦难的写实场景，只有一个人，在垂柳与雨燕的映照下萧索的身影。寥寥数笔，看似漫不经心，实则投注了最为深重、悠长的意蕴。《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画中一现代少女掩面而泣，诗题：“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树木、茅屋、小土丘也因整体的意境而有了超越时代的情致。

童心怜世的人最惜春

在丰子恺看来，“天地间最健全的心眼，只是孩子们的所有物；世间事物的真相，只有孩子们能最明确、最完全地见到”。丰子恺从孩子们吃西瓜的情态中感受着活跃的生命和他们明慧的心眼，进而感叹自己因世智尘劳而蒙蔽、斫丧的性灵。面对“逃难”，这一惊慌、紧张而忧患的经历，四岁的华瞻只把它当作“爸爸、妈妈、宝姐姐、软软……娘姨，大家坐汽车，去看大轮船”，最可欢喜的事。孩子的眼、孩子的心、孩子的童言无忌消解了苦难，投射出另一种真实。丰子恺不禁慨叹：“我今晚受了这孩子的启示了：他能撤去世间事物的因果关系的网，看见事物的本身的真相。”

丰子恺画中的儿童，个个是俏皮、鲜活的生命。这些孩童，绝非缩小比例的成人，抑或成人眼中的“乖宝宝”，而是展现着独立的思想与意识，是人性中最健康、天真的一面。“我以为世间人与人的关系，最自然最合理的莫如朋友。世间的人，忘却了他们的大父母，而只知有小父母，以为父母能生儿女，儿女为父母所生，故儿女所以永续父母的自我，而使之永存……我真不解他们的心理。”在这样的视角下，小孩子的“昏蒙”实则蕴含着大智慧。孩子拿着两个蒲扇，一前一后作骑马状，画上题名为“瞻瞻的脚踏车”；小孩扮过家家，题为：“软软新娘子，瞻瞻新官人，宝姊姊做媒人”，画中新娘子、新郎官还有媒人样样俱全，这在大人看来透着滑稽，但在孩子却是极为认真和郑重的。

仁心春天其实是种向往

在丰子恺的画里，日子过的是一种充满世间安乐情趣的“乐道生活”。正所谓“平凡中寓有至理”，他从蜜蜂嗡嗡嗡地寻找出路中，看到弱小生命求生活的艰辛与不易，为它担忧；看到桌子边上受伤的蚂蚁，他惊讶于蚂蚁之间的互助，更为这样渺小的动物能够有这样深挚的友爱之情与慷慨的牺牲精神而动容，不禁要向其敬礼；面对“白象”的两次失踪，他写尽了生的喜与逝的悲，后因“白象”的遗孤在脚边承欢而感受生命得以延续的平凡的快乐。这些散文暗含着社会的苦难、悲惨与残酷，却以冷眼热心道出了悲悯而朴素的脉脉温情。

丰子恺曾作《护生画集》劝人戒杀，其护生之旨意在护心，“不杀蚂蚁非为爱惜蚂蚁之命，乃为爱护自己的心，使勿养成残忍”。丰子恺的文字与图画，处处体现着他的温柔与慈悲，率性与自然，在人世间奔波忙碌的人们，都能从他的作品中获得一份温润的安抚，一种不忧不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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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蒙”与“童昏”

两个小孩子，八岁的阿宝与六岁的软软，把圆凳子翻转，叫两岁的阿韦坐在里面。他们两人同他抬轿子。不知哪一个人失手，轿子翻倒了。阿韦在地板上撞了一个大响头，哭了起来。乳母连忙来抱起。两个轿夫站在旁边呆看。乳母问：“是谁不好？”

阿宝说：“软软不好。”

软软说：“阿宝不好。”

阿宝又说：“软软不好，我好！”

软软也说：“阿宝不好，我好！”

阿宝哭了，说：“我好！”

软软也哭了，说：“我好！”

他们的话由“不好”转到了“好”。乳母已在喂乳，见他们哭了，就从旁调解：

“大家好，阿宝也好，软软也好，轿子不好！”

孩子听了，对翻倒在地上的轿子看看，各用手背揩揩自己的眼睛，走开了。

孩子真是愚蒙。直说“我好”，不知谦让。

所以大人要称他们为“童蒙”“童昏”，要是大人，一定懂得谦让的方法：心中明明认为自己好而别人不好，口上只是隐隐地或转弯地表示，让众人看，让别人自悟。于是谦虚、聪明、贤惠等美名皆在我了。

讲到实在，大人也都是“我好”的。不过他们懂得谦让的一种方法，不像孩子直说出来罢了。

谦让方法之最巧者，是不但不直说自己好，反而故意说自己不好。明明在谆谆地陈理说义，劝谏君王，必称“臣虽下愚”。明明在自陈心得、辩论正义，或惩斥不良、训诫愚顽，表面上总自称“不佞”“不慧”，或“愚”。习惯之后，“愚”之一字竟通用作第一人称的代名词，凡称“我”处，皆用“愚”。常见自持正义而赤裸裸地骂人的文字函牍中，也称正义的自己为“愚”，而称所骂的人为“仁兄”。这种矛盾，在形式上看来是滑稽的，在意义上想来是虚伪的、阴险的。“滑稽”“虚伪”“阴险”，比较大人评孩子的所谓“蒙”“昏”，丑劣得多了。

对于“自己”，原是谁都重视的。自己的要“生”，要“好”，原是普遍的生命的共通的大欲。今阿宝与软软为阿韦抬轿子，翻倒了轿子，跌痛了阿韦，是谁好谁不好，姑且不论，其表示自己要“好”的手段，是彻底地诚实、纯洁而不虚饰的。

我一向以小孩子为“昏蒙”。今天看了这件事，恍然悟到我们自己的昏蒙了。推想起来，他们常是诚实的，“称心而言”的，而我们呢，难得有一日不犯“言不由衷”的恶德！

唉！我们本来也是同他们那样的，谁造成我们这样呢？

摘自本书第二部分“童心”

（原载《天津日报》，作者为王小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