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40多年中国增长奇迹的根本动因是什么 中国“赶超的逻辑”

如果有人告诉你，过去四十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很快，你大概会觉得这是句废话。但如果有人对你说，过去四十年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全世界最快的，不是一般的快，而是数倍于世界平均水平，那你或许会有点诧异。实际上，如果你是一般读者而不是经济专家，你甚至有可能是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

如果给你更多的时间思考，你可能会说中国的增长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因为中国经济的基数本来就低，所以增长得比其他国家快不足为奇。但低收入国家的增长自然就会很快吗？事实并非如此！1980年以来，低收入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GDP）的增长速度总体说来反而比高收入国家还慢。中国的增长速度不只远远高于美国、英国和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也远远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无论是中等收入国家如巴西、墨西哥、土耳其或菲律宾，还是低收入国家如海地、肯尼亚或孟加拉国。从经济总量（即GDP）来看，中国已经从1978年位于荷兰之后、排名世界第十一位的经济体跃升为现在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仅如此，如果保持当前的增长趋势，预计中国将在2030年之前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其实，真正的谜题不是中国的经济增长为什么比发达国家快很多，而是为什么比其他发展中国家快很多。我把这称作“中国增长之谜”。如今，我们都将这个成就归功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政策。这当然没有错，但是，改革开放只能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为什么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比之前更快，而不能解释为什么同时快过其他国家。

体制和政策

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经济学家通常将经济增长的动因划分为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称为直接动因，包括投资、教育和技术进步。一个国家可以通过投资积累物质资本，通过教育积累人力资本，通过技术进步提高生产率，从而实现经济增长。第二个层面的经济增长动因，也称为增长的根本动因或最终动因，包括制度、地理和文化因素。

职业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倾向于从制度的视角解释中国增长之谜。我把他们统称为“制度派”。他们当中又存在两种相互对立的思想学派，可以称之为“自由市场派”和“积极政府派”。两个学派都承认改革开放政策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关键因素，但是“自由市场派”认为中国的经济仍然不够自由、不够开放。这个学派认为，如果中国不进一步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那么经济增长将难以为继，甚至有崩溃的风险。相反，“积极政府派”将中国的高速增长归功于强势政府和积极的经济干预（包括有力的产业政策）。简单说来，两种观点都无法解释中国增长之谜。“自由市场派”的观点无法解释，是因为中国的市场自由化程度并不比多数发展中国家更高。“积极政府派”的观点也无法解释，是因为中国的政府效能即使在发展中国家中也并非名列前茅。我的结论是，体制和政策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导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快过所有其他国家的差异化因素。

经济高速增长的

差异化因素是儒家文化

在观察和研究中国问题时，就不应该只盯着中国，而应该将中国与其他国家比较起来看。当然，所有人都知道做简单的比较。在中国，人们喜欢拿“国内”和“国外”做比较。在这些比较中，中国通常都会被比下去，直到近些年情况才有所改变。西方观察家在拿中国与自己国家或整个西方世界做比较时，也经常犯类似的错误。在两个国家（例如中国和美国）之间做比较，如果目的是让中国向美国学习某些方面的先进经验，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目的是理解为什么某些国家的增长速度比其他国家快，那么简单的比较就很可能会导致错误的结论。用统计学术语来说，简单比较的样本数太少，不具有代表性。作为本书的一个特色，我将采用全球比较的视角，把中国放到全世界所有的国家中去做比较。

当然，从全球比较的视角分析经济增长对经济学家来说并不新鲜，因为经济增长的跨国研究已经不在少数。但是，所有这些研究都采用了统计回归的方法分析跨国数据，以找到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至于为什么某一个国家（如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比其他国家快很多，这些回归分析既无法回答也无意回答，但它们提供了这个问题可能的答案选项。通过对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的全球比较，本书将评估中国究竟在哪些方面表现得特别突出。据此我得出结论：在实行市场化改革和开放政策的前提下，导致近几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差异化因素并非仅仅是某些独特的制度或明智的政策，而是传统的儒家文化，尤其是重视储蓄和教育的文化。

（原载《北京日报》，作者朱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