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新质生产力

必争的战略着力点

理解新质生产力，首先要理解中国经济的新环境与全球竞争发展的新趋势，否则我们很难理解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这也是本书前两章最想给大家分享的要点。

哲学上有一组词叫量变与质变。量变引起质变，经济上同样存在量变与质变。当年的八国联军与后来的八国集团有七个重合，一个变更（奥匈帝国换成加拿大）。百年来，八强的经济总量在全球经济中的占比始终在50％左右，那么多发展中国家历经百年发展，经济努力追赶，始终收效甚微。只有中国这40多年的改革开放才真正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使八国集团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在全球GDP中的占比从50％左右下降到35％左右。一旦中国完全达到发达经济体的标准，世界上属于发达经济体的人口将翻一番。这就是中国经济量变引起的世界经济格局质变。

这个质变有双重影响。对内，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意味着产业结构不断变迁升级，虽然中国人均GDP暂且只有美国的1／6左右，但不要忘记中国是一个大国，生产力水平并非平均分布，东中西部有巨大的梯度落差，北上广深等超级都市圈早已经达到发达经济体的水准，很多企业和产业已经逼近世界技术前沿，甚至进入无人区。这意味着发展新质生产力已经是中国经济自身的内生需求。

质变的另一重影响是对外的。在中国崛起之前，世界上100多年来还没有哪个国家GDP占美国GDP的比例连续多年超过65％。根据2023年的数据，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GDP总量（17.89万亿美元）已经相当于第三（德国4.45万亿美元）、第四（日本4.25万亿美元）、第五（印度3.73万亿美元）和第六（英国3.32万亿美元）的总和。目前质变的衍生反应就是，美国面对中国的技术进步，尤其是即将短兵相接的技术和产业竞争，一定会严防死守，这是贸易摩擦、“小院高墙”的根源。再加上我们与发达经济体的技术落差本身也在缩小，进一步压缩了中国引进技术后吸收再创新的空间。

为什么一定要加大力度、加快进度发展新质生产力？还有一组概念有助于加深我们的理解，那就是渐变与突变。

中国经济本来还可以继续按部就班地向前发展，一步步地实现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但这个世界本质上是渐变与突变的叠加，不是一条直直的斜线，而是一条波浪线，有时波峰波谷很大。新冠疫情就是一个典型的突变，俄乌冲突、巴以冲突也都是巨大的突变。地缘政治的突变会使中国更难引进尖端技术，气候变化的突变也会压缩人们对碳排放的容忍度。

还有一个突变来自技术。ChatGPT的问世和快速迭代，俄乌冲突中马斯克的星链的突然发力，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新质生产力的非同寻常，这不仅关系到产业竞争力，还可能关系到经济安全与国防安全。就像智能手机一样，不是我们拥有14亿人它就只拥有14亿人的传统手机市场，革命性新技术的突变性和全球通吃能力不容轻视。

如果中国在发展新质生产力方面不能加大力度、加快进度，中国式现代化目标的实现恐怕要面临更大的压力，这是2023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原来的“稳中求进”基础上又提出“以进促稳”的重要原因。

不争的内在逻辑链

理解新质生产力，我们不仅要理解新质生产力是什么、为什么要发展新质生产力，还要理解怎么做才科学。这是本书第三至第六章想重点与大家分享的内容。管理学中有一句格言：既要做正确的事，也要正确地做事。本来正确的事情，如果不能正确地做，轻则要付出不正常的代价，　重则会使正确的事情变成错误的。

我们不仅要意识到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加大力度、加快进度，还要着力避免欲速则不达的问题，要认真思考发展的内在逻辑。关于如何发展新质生产力，不妨借助两组有辩证关系的概念来更深刻地理解其中的逻辑。一个是“新质生产力”与“旧质生产力”。另一个是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

与新质生产力相对应，一定还存在“次新生产力”“旧质生产力”。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显然，其关系更像一座铁塔的塔尖与塔身、基座之间的关系，而不是风筝与线之间的关系。塔尖必须建在塔身上（“次新生产力”“旧质生产力”），塔身必须立在基座上（制度安排、新型生产关系）。

新质生产力是我们要不断上升的，欲与对手试比高的塔尖。但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塔尖越高，塔身必须越坚实，基座更是如此。“次新生产力”和“旧质生产力”仍然是我们生产力的基本盘。2023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先立后破”，就是基于这个逻辑。没有房地产、建筑、交通、钢铁、煤炭等“旧质生产力”，不仅中国经济很可能严重失速，而且也将没有力量支撑新质生产力。“旧质生产力”不必再加大力度发展，但也绝不意味着要加大力度破掉。

林毅夫老师在多篇文章中都指出，高质量发展的前提是发展，尤其是中高速发展，因为经济增速既影响经济总量，又影响经济结构。改革开放40多年来，如果年均增长率不是达到8％以上，而是2％—3％，我们的产业结构大概率还徘徊在低端。

我们要努力避免的情况就是，中央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然后地方政府不分东西南北一哄而上，喜新厌旧。其实即便是北上广深等有条件发力新质生产力的超级都市圈，也不必因此而牺牲城市应有的烟火气和“旧质生产力”。

全世界多个发展中国家都在20世纪50年代经历过“超英赶美”的产业大跨越，结果短暂的高光之后就是长久的停滞甚至崩盘。因为很多产业不符合比较优势，没有自生能力，国家只能扭曲资源配置，强行补贴，结果拖累整个国家的发展速度。我们一定要记得铁塔原理，不建基座和塔身而只建塔尖不过是痴人说梦。发展是硬道理，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其内在逻辑一脉相承，清晰而坚定。

第二组辩证关系是创新的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发展新质生产力，关键就是创新。能不能创新，尤其是能不能高水平地创新，是新质生产力能不能大发展的命门。这也是在中国的五大新发展理念（创新、协议、绿色、开放、共享）中，创新排在首位的根本原因。

众所周知，创新既有市场化的力量（即无形之手，用价格信号引导资源配置），也有行政化的力量（即有形之手，用政策体制引导资源配置）。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问题上，这两个创新之手的辩证关系非常清楚，必须以市场化创新为主，行政化创新为辅。

因为新质生产力既包括战略性新兴产业，也包括未来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有一定的可知性，但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为技术路线永远是动态的。未来产业本身就有巨大的不可知性。就人类迄今为止的探索来看，对于有高度不确定性，尤其是不可知的问题，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交给市场，这也是新质生产力所对应的新型生产关系的核心。因此，中央给出的建议就是深化经济体制、科技体制等改革，打通生产要素流动的堵点卡点，建设一个高标准的统一大市场。

相比之下，行政力量、举国体制主要用来攻克方向与路线都已经十分确定的基础创新，绝不是将所有创新都交给举国体制。即便需要举国体制，中央的用词也是新型举国体制，也就是融合了市场化力量的举国体制。比如国家通过成立投资母基金的方式支持特定产业的发展，而未必是亲自下场搞研发。

因此，新质生产力所要求的创新就像一辆自行车，后轮是动力轮，要交给市场这个无形之手，以应对不确定和不可知的问题。前轮是平衡轮，要交给政府这个有形之手，以应对市场失灵问题、发展失衡问题和方向问题。新质生产力的创新一定是双轮并用。

当然，理解新质生产力需要阅读的文章和需要理解的逻辑还有很多。比如人才和资本。没有人才，你根本不知道怎么做，新质生产力的创新不是人多力量大的问题。没有资本也不行，科学家做实验，企业家做投资，都离不开资本投入。同时，资本回报也是企业家和科学家的重要动力，不能指望大家都只靠情怀做事。因此，新质生产力强国一定对应着教育强国、金融强国、统一大市场和基于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为此，我们要大力度推进教育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大力提升社保与医保流转便利度，还要加快资本市场的建设，尤其是放眼世界，面向未来，　融合全球的人才资源和资本力量，为中国新质生产力的创新所用。因为篇幅关系，不再赘述。

本书最后一章聚焦于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解，因为新质生产力是高质量发展的着力点和内在要求，但不是目标。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只有深刻地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特点、内涵和要求，才能更好地理解新质生产力的战略价值和基本逻辑。

（原载《天津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