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献身真理 早具决心” ——何斌烈士写给他父亲的遗书

何功伟（又名何斌）英勇就义前写给父亲的遗书(复印件)咸安区档案馆藏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1月20日，时任中共鄂西特委书记的何功伟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在狱中，审讯、说服、威逼利诱无效，国民党利用其父亲去劝降，为阻止父亲来劝降，何功伟写下了一封1100多字的规劝信，信中，何功伟将生死置之度外，浩然正气充满字里行间。“然揆诸宁死不屈之义，儿除慷慨就死外，绝无他途可循。为天地存正气，为个人全人格，成仁取义，此正其时”“而奈儿献身真理，早具决心，苟义之所在，纵刀锯斧鉞加诸颈项，父母兄弟环泣于前，此心亦万不可动，此志亦万不可移”。“胜利之路，纵极曲折，但终必导入新民主主义新中国之乐园，此则为儿所深信无疑也”。

一、学生的身份，革命家的工作

何功伟，1915年11月出生于咸宁市咸安区桂花镇中田贩村一户绅士家庭，自小聪慧。小学初中阶段，他学习勤奋，各科成绩优良，在学校名列前茅，是全面发展的高材生。初中时代的他，想做“爱迪生第二”，立志以科学报国。1933年进入湖北省立武昌高中学习，开始阅读马列著作，受到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放弃了做“爱迪生第二”的志向，决心弃文从政，改学政治，投身民族解放斗争。在1935年12月组织领导武汉70余所高校学生声援北京“一二·九”学生运动中，何功伟勇往直前，毫不退缩，组织能力、斗争方法和阅历得到锻炼，逐渐成熟了起来。由于何功伟在学生救国运动中的锋芒，被国民党反动派视为眼中钉，肉中刺。1936年他离开了武汉，来到了上海。我党早期的革命理论家、红色教授钱亦石安排他边读书边担任全国学联的工作。1936年8月，在胡乔木的介绍下，何功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组织的安排下，他以学生身份作掩护进行革命活动。“七七”事变后，他参加了上海“青年救国服务团”的组织部工作，表现了卓越的组织能力，形成了青救团的核心力量。1937年11月，上海战局危急，党决定把一部分骨干转移到内地去，何功伟任“青年救国服务团内地工作队”队长，组织领导100余人的队伍向内地转移，圆满完成了从上海转移骨干到武汉的重大任务。

二、抗日救国，担当重任

1937年12月，何功伟被任命为湖北省工委的农委委员。后任“湖北战时乡村工作促进会”（简称“乡促会”）秘书。他主持起草了《湖北战时乡村工作促进会宣言》，这篇宣言是何功伟根据毛泽东战略思想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指导原则，结合当时湖北抗战形势，以及湖北在全国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而写的一篇佳作，它对于指导湖北的抗战发挥了重大作用。在他的推动下，全省各县均建立了“乡促会”，广大农村掀起了抗日救亡的热潮。他派遣数支“乡促会”农村服务队奔赴全省各地指导工作，主持“乡促会”人员训练，训练班的许多人后来成为我党在农村工作的骨干。

1938年3月，何功伟任武昌区委书记，到任后，主要完成了三大任务，一是恢复和重建武昌因王明“左”倾路线危害损失的党组织，积极在工人、学生、教师、妇女中发展党员。二是在武汉沦陷前，把党与群众的骨干有秩序地组织成几股，有的留在武汉附近或沦陷区打游击，有的输送到延安培养，有的开展地下斗争。三是在在群众中大力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揭露了国民党假抗日的真相，扩大了共产党的影响。年仅23岁的何功伟极力抑制王明在长江局散布的投降主义的论调，坚定不移的维护和贯彻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大力发动群众，建立了党组织，发展和壮大了革命力量，为党的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

1938年6月，何功伟任中共湖北省委委员，省委派他到鄂南重建党组织和人民武装，开辟鄂南抗日游击根据地。何功伟回到咸宁后，成立了中共鄂南特委，他任特委书记，他抓紧各级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积极筹建抗日武装，组成一支拥有300人的抗日游击大队，揭开了鄂南抗日游击战争的序幕。1938年末，国民党顽固派在鄂南掀起反共高潮，何功伟与其他共产党员遭通缉，他来到平江与湘鄂赣特委接上关系，继续领导鄂南抗日游击斗争。1939年6月，“平江惨案”发生后，何功伟在鄂南的身份暴露，无奈转移。

三、英勇不屈，献身真理

1939年9月至1940年2月，他先后担任中共湘鄂西区党委宣传部长、湘鄂西区党委书记，他跋山涉水，往来于宜昌、巴东、建始、恩施一线，发展党的组织。1940年8月，湘鄂西区特委改组为鄂西特委，他任书记。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因叛徒出卖，他不幸被捕。

在狱中，何功伟始终坚信党的事业，严守党的秘密，同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既经受了严刑拷打的考验，又挫败了敌人的“劝降”伎俩和“感化”阴谋，严辞拒绝了敌人高官厚禄、出国留学等所谓“自首”条件。1941年11月17日，何功伟被国民党押到恩施方家坝后山五道涧刑场。在临刑的100余级石板路上，反动派放言只要何功伟回一回头就不杀他，但遍体鳞伤、拖着沉重脚镣的他义无反顾，高唱《国际歌》，慷慨就义，时年26岁。何功伟被捕后，周恩来指示党组织积极设法营救，均未成功。1942年6月7日，在延安八路军大礼堂举行了追悼会，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青委挽联评价“为努力解放事业而遭杀害乃整个民族创痛；坚持革命立场至于殉节是全体青年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