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命

万致婷

母亲走了，刚刚过完95岁的生日。走得很安详，走得也很满足，大儿子和大媳妇、二儿子和二媳妇、女儿和女婿都在身边。

我们把母亲的骨灰送回了黄沙铺，葬在了父亲的坟旁。

转了一大圈，母亲又回到了黄沙铺，这真是母亲的命啊！

母亲从小在汉口铜人像的仁和街长大，解放初同父亲一起来到通山，是解放后孝感卫校首批护士班的学员。从我记事起，母亲与父亲吵得最多的就是要离开黄沙铺，离开这个鸟都不拉屎的地方，要回武汉去。

武汉是回不去了，母亲先将大哥送到了武汉，和外婆、舅舅生活在一起；到了二哥出生的时候，户口已经无法落户武汉了，看到二哥小小的人儿每天只能站在田埂上与牛玩耍，免不了又与父亲争吵起来。吵来吵去，母亲在黄沙铺终究还是呆了20多年。

我是在黄沙铺出生，在黄沙铺长大，在我的记忆里，那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但也是一个承载了太多苦难的地方。

母亲是一个性情刚烈的人，而父亲是一个性格温和的人。记忆中，总是母亲在保护着父亲，保护着我们。

文革初期，我也就5、6岁大小，到处都在造反，小镇上也未能幸免，曾是国民党某部少校军医主任的父亲更是不可幸免。每天，不是双手被绑在身后批斗，就是带着高帽挂着黑板在游街。记得，每次父亲被批斗回来，母亲总是小心翼翼的把高帽放在床架下面；每次要批斗之前，母亲总是将棉纱块包住父亲的双膝，再用绷带紧紧地固定好。有一次放学的路上，看到母亲也被绑着跟父亲一起游街，陪斗。母亲很胖，绳子勒在身上，一道一道的深痕，母亲没有抱怨，也没有跟父亲争吵。

有一件事情，我特别不想回忆，不想提起。但是回避，不等于它就没有发生过。这次送母亲的骨灰回黄沙铺，当地的老人感慨说，万医生真是一个大好人啊，就是文革时被整的太惨了，记得不？那时候万医生爬上了河堰边那个十几米高的水塔要自杀。

怎么会不记得，当时母亲派人急急忙忙的找到我，拉着我穿过人群，站在水塔下面。母亲朝父亲喊道，这是你最喜欢的小女儿，你舍得丢下她不管吗？县工作组的人对父亲说，没有什么事情是说不清楚的。

那么高的塔，一向文弱的父亲，是怎么一步一步爬上去的，他的心中究竟有多少的冤屈啊，让他以命相搏。

后来听父亲说，造反派天天逼他写出所谓“特务”名单，并且还圈定了几个人选，都是父亲认识的好人。父亲说，他宁死，也不愿意将无辜的人拖向深渊。

记得不久后的一天，母亲牵着我的手，站在山坡下面，对着上面的中医诊所破口大骂，那里住着几个闹腾得最凶的造反派头头，为了争这个院长，把我父亲往死里整。

一场文革撕开了人性之恶，礼义廉耻早已抛之脑后。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都可以对一位德高望重的医生直呼其名，万同，万同的叫着。一天，母亲气势汹汹地吼道：“万同，万同，是你们叫的吗？他现在改名了，叫万爹”。

父亲慢慢恢复了工作，但二哥却失学了。整不倒父亲，他们就开始整子女。镇上的黄沙中学是读不成了，好心的村民将二哥接到孟垅的耕中去上学。二哥每星期回来一次，走时，再带足一周的吃穿用度。到现在，我还记得，母亲每次都会牵着我站在田埂上，看着二哥背着布袋的身影越来越远，越来越小，才会抹着泪，依依不舍的离开。

在一个天气还有些寒冷的夜晚，母亲打着手电筒，牵着我找到了贫农代表赵织锦的家，她当时是县委委员，说话很有分量。记得，她当时正在灶膛前烧着火，母亲蹲下身子跟她说了些什么，我早不记得了，但我一直记得，炉火印照下，母亲脸上谦卑的笑。二哥又重新回到了黄沙中学。

 母亲最放心不下的还是做女儿的我，每到寒暑假，她就把我送到外婆那里，要我多开拓眼界，多看看外面的世界、多接触外面的人。母亲最喜欢打扮的也是做女儿的我。母亲十分能干，每次去武汉，总是带回很多各种颜色的毛线，各种好看的布料，有花棉布，有的确凉，还有涤卡。母亲亲手为我裁剪、缝制棉袄、罩衣，式样还很新颖。下班以后，母亲的手从来就没有停下来过，一边跟人拉着家常，一边双手织着毛衣毛裤，还穿插着各种花样。

文革后期，生活开始趋于平静，母亲又开始跟父亲争吵，要离开黄沙。武汉是回不去了，但是一定要调到县里去。二哥这时已经是县文工团的一名演员了。

父亲好像在黄沙扎了根式的，不为所动。他是真的跟当地的农民们建立了感情，有的农民看病钱不够，他会垫上；有的农户家里人得了急症，他会深更半夜挎着药箱去出诊。父亲的医术更是了得，在那缺医少药的年代，他硬是靠自己扎实的视、触、叩、听技术对一个又一个的疑难危重病例作出正确的诊断，救人无数。黄沙铺的老人曾对我说，虽然你现在也是一个名医，但你父亲在黄沙人的心中却是一座高山，没有人能够翻越过去。

虽然父亲并不想离开黄沙，但耐不住母亲每日里的争吵。调去县城，和儿子在一起，这个理由也足够充分。父亲硬着头皮找了区里的领导，又找了县卫生局的领导，事情慢慢有了一点眉目。

不幸的是，外婆得了牙龈癌，每天不能吃不能喝，疼痛难忍。母亲把她从武汉接到了黄沙，好在我们家就住在医院里面，治疗用药都十分方便，一段时日后，外婆还是离开了我们。

父亲亲自为外婆选择了墓地，在医院后面一个向阳的山坡上，背靠山，面对田野；田野很开阔，插秧时节满眼碧绿，收获时节又满眼金黄；田野中还有一条宽阔的河流穿过，远处是隐隐约约的山峦。母亲一直想离开黄沙铺回武汉陪着自己的母亲，未曾想却让自己的母亲永远地留在了黄沙铺。

意外总是一个接着一个。

有一天的夜晚，学校组织我们宣传队的人员到梅田茶厂观看地区文工团的演出，观摩学习，演出结束后就住在了茶厂。凌晨时分，听到有救护车的呜鸣声穿过，早晨起来，我们都猜是哪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当我们一路欢歌笑语回到黄沙铺镇的时候，突然看到卫生院门口挤满了人，眼尖的人看见了我，一把把我拉了过去，“你爸爸快不行了”。

见到父亲时，他已经昏迷了，也许是操劳过度，也许是旧伤复发，最后说是蛛网膜下腔出血。在外婆去世一个多月后，父亲也离我们而去，葬在了他亲自为外婆选的那片墓地上。

下葬的那天，四面八方的农民举着花圈自发的赶了过来，黑压压，到处都是人，出殡时，天上突然下起了大雨，棺木要上山时，雨突然就停了，这一自然现象渐渐地被神化。父亲，也成为了当地的一个传说。

父亲走时，口袋了装着一份调令。

父亲是11月离开的我们，我和母亲12月离开了黄沙。

母亲是一个要强的人，她见不得别人对我们施以同情，特别忌讳别人说我们是孤儿寡母，她开始冷静地分析形势，做出了一个明智却又让她后悔半生的决定。

1976年1月的某天，我正在县一中高二的教室里上课，大哥在教室外面打着手势让我出去，出门后，他就带着我来到了县委大楼，懵懵懂懂中，就办理了顶职手续，还没满15岁的我和母亲一起进入了通羊镇卫生院。母亲告诉我，如果我半年以后高中毕业就要下放，父亲走了，我们没有什么关系，到时候，推荐上大学、招工都不会有我的份，现在这样就有了保障。

这一决定，开启了我漫长的求学之路。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医疗系统，有很多像我这种没有学历的年轻人充斥在各个岗位，除了不能做医生，什么技术岗位都可以做，就像工厂里的师傅带学徒一样，一个个野蛮地生长。

刚上班时，医院安排我坐在窗口里负责收费，虽然我年纪小，但我素来细心安静，日清月结，分毫不差。可我更羡慕穿着白大褂的护士，有技术。但医院里没有人愿意坐在收费室里动也不动，他们更喜欢病人少时聚在一起聊聊天，八卦一下东家长李家短。母亲看到我眼里那种求知的欲望，主动跟院领导提出来，跟我进行对换。从此后，母亲就离开了护士这个岗位，而我也成了病人口中那个打针不疼的小护士。

1977年恢复了高考，文教卫系统知青点的升学率很高，听说系统内组织知青们脱产复习了近一年。而我白天上班，晚上还要到医院参加政治学习，每天晚上十点以后才能看看书，没有老师，没有教材，时间永远不够分配。第一次高考，语文政治成绩很好，但数理化分数很低，第二次高考，数理化成绩上来了，但语文政治成绩又下去了，总是差那么十几分。有卫校联系我，是否愿意去读护士班，但当时的我，已经给自己树立了一个目标，那就是要做一个像父亲一样的医生。

1982年的中国百废待兴，人们的求知欲望空前高涨，各种职业教育应运而生。广播电视大学是一所覆盖面最广的学校，专业众多，教学方式灵活，深受在职人员的喜爱。在县城里，没有同学，缺少朋友，消息闭塞。当我知道电大有汉语言文学专业，也就是俗称的中文系时，已经错过了入学考试的时间，但得知只要每次期末考试合格，作为一名旁听生一样可以拿到毕业证后，我就在工作之余参加了电大的旁听，并以期末考试总分第一名的成绩拿到了毕业证，还结识了入学考试第一名的男生，也就是我现在的丈夫。拿到毕业证后，有一位行政单位的女领导有意向接纳我，可我依然有一个执念，要做一名医生。

机会总是降临给有准备的人。

1985年3月，通山卫校开办了一个面对在职人员的医士班，同时县委党校也开办了一个面对在职人员的公共管理班，都是脱产学习三年。这是一个身份转换的绝佳机会。但求学的路上，阻力重重。在医院像我这样没有学历的年轻人有6、7个，卫校的考前补习班时间已经过半，医院依然没有任何动静，母亲找了院长，院长认为人太多，不好平衡，所以不打算派人去学习。母亲又去找了县卫生局的领导，父亲曾经的下属，努力的结果是，医院把我们几个人召集在一起进行文化考试，我以第一名胜出，获得了参加全县考试的机会，最后又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卫校医士班。

电大的同学说我很奇葩，先读大专，后读中专。可他们不知道的是，我要的不是学历，而是医生这个职业，一个与父亲一脉相承的职业。

进入卫校以后，学习起来如饥食渴。跟我同坐的大姐说，你的成绩这么好，为什么不直接去考湖医咸宁分院和武汉市职工医学院呢？直到这时，我才知道有这样两所学校是可以招收在职职工的，同时也打听清楚了，这两所学校在县里的招生是有名额分配的，所以，打消了念头。

不久，武汉市职工医学院放开了招生名额，已经当了一年多医生的我又按捺不住，想要去报考。这次，医院领导直接就给否了。母亲又去找了卫生局的领导，也是父亲曾经的另一个下属，他亲自上门给院长做工作，最后给了我一个报考的机会。

母亲这样一个性格刚烈的人，为了能让我有上学的机会，一次又一次地去低头求人，我总自责是自己不够争气。可母亲常常懊悔，如果当年让我高中毕业后直接下放，也许早就大学毕业了。我常常安慰母亲，那也未必，我黄沙中学的同学，高中毕业后就下放到了茶厂，有的后来招工进了工厂，有的顶职后进了单位，也没有一个同学去读了大学，他们学习成绩也未必就不如我。

多年以后，当我担任了市中心医院儿科主任的时候，对那些想报考研究生的年轻人，我总是给他们创造条件。因为，在他们人生的十字路口，选择哪条路，将会改变他们今后的人生走向。

先生电大毕业后进入了县委办公室，1990年调到了当时的咸宁地委政研室，儿子这时已经上幼儿园中班了，我和先生都不在儿子的身边，儿子长期和母亲生活在一起，他习惯叫母亲为奶奶，而不是家家，一老一小在一起一呆就是两年。

儿子跟奶奶的感情很深，这种感情是日积月累、一点一滴相互渗透的。每次从学校回家，母亲总是会告诉我很多儿子的小故事。一次，她说有一天她感觉不舒服在沙发上躺了一会，等她醒时，身边围满了小板凳。儿子说，他打针的时候，奶奶是这样围着他的，怕他掉下来，所以，他也要这样围着奶奶，免得奶奶掉下来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我不在家的日子里，儿子生病，母亲从不告诉我，她一个人默默的承担着，只是为了我能安心的学习。一次，儿子悄悄的告诉我，有一个下雨天，路上特别滑，奶奶去幼儿园接他，结果，他和奶奶两个人都摔到地上去了，奶奶很胖，半天也爬不起来，身上疼了好几天。先生知道后，就开始让他在县农行工作的弟弟接送儿子上幼儿园。儿子是个懂得感恩的人，有一年电视上报道鄂州发大水，儿子很挂念已经调到鄂州去了的圆叔叔，他催促我们打电话，看看圆叔叔是否安全。

1992年以“学习成绩最优奖”从职医毕业后，我调入了地区人民医院，成为了一名儿科医生，结束了两地分居的生活，母亲和儿子一起来到了温泉。

4年后，我又有了报考同济医科大学研究生的念头，这时，儿子已经上小学三年级了，先生工作很忙，几乎不能顾家，回到家里也是一心研究他钟爱的向阳湖文化，经常写作到转钟。在我还在犹豫的时候，母亲鼓励我，想考就去考吧，只要是对的事情就要努力去做，她会好好的照顾儿子。

母亲这时已经快70岁了，但每天总是忙个不停，把我们的生活安排得妥妥帖帖，我总觉得母亲这样是不是太辛苦，母亲总是笑着说，你们好好工作、好好学习就可以了，自己退休了，不能跟社会做贡献了，能为子女们服务，子女们对社会的贡献就有了她的一份。

在同济医科大学的三年，又是母亲带着儿子一起生活。儿子有一次跟我吵架，说，我是奶奶带大的，你总是读书读书，爸爸总是出差出差。母亲总后悔，这是她的错，一步错，步步错。可我觉得任何选择都没有对错，生活本身就是一个不断修正的过程。

母亲总是觉得愧对子女，不断地想要弥补。大哥从小不在身边，缺少了一份父爱母爱，母亲想弥补。听说侄儿想从广东过来借读，母亲马上要求先生去联系鄂高，办理入学手续。二哥在文革中吃了很多的苦，母亲也想弥补。听说侄女快高考了，回家吃饭太晚，中午得不到休息，母亲马上叫他们中午都过来吃饭。每天一篮菜提上5楼，从不说一个累字。

母亲虽然显得很强势，但却是一个内心善良的人。我和先生来到温泉以后，渐渐地也事业有成，免不了有一些过去的老人、朋友、熟人找上门来，母亲已放下了过去，她总是跟我们说，要与人为善，能帮的就帮一把，大家生活都不容易。母亲帮人从不求回报。

随着孙子、孙女、外孙考上大学，母亲也一天比一天轻松，但人也一天一天老去。安静下来的时候，就喜欢回忆过去，渐渐地就变得絮絮叨叨的了。在母亲80岁的那一年，旅行社开展了一个“千名老人下江南”的活动。母亲说她一定要去，解放前，她随父亲一起去过江南一带，她很想旧地重游。我和二哥都没有时间陪同，很担心她的安全，但母亲执意要去，好在同行的老人中有母亲过去的老同事，还有一些低龄老人。母亲旅游回来后，特别高兴，不停地跟我们讲一路的所见所闻，这也是母亲生前的最后一次远行。

 母亲虽然年事已高，但头脑却特别清醒，思维敏捷。一个人在家里时间呆长了，免不了孤独，母亲开始跟小区里的老人们玩起了麻将。那些站在母亲后面看牌的人说，母亲的牌打得贼精。那可能是母亲过得比较轻松的一段时光，上午看看报纸杂志，做一顿中餐，下午1点出门，5点回家，晚上开始雷打不动收看央视戏曲频道，用母亲的话说，既工作了，又娱乐了。但母亲有几天没有出去，我想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情。果然，几个老太太拌了几句嘴，有个老太太说，母亲总是赢，母亲不想争辩，懒得出去了。母亲跟我说着说着，还是有一点生气，她说打牌总是有输有赢的，我又不是出去送钱的，总是输，总是输，很光荣吗？智商低。生气归生气，过了几天，外面的老太太在楼下一按门铃，母亲就又出门了。

母亲年纪大了，我一直要请一个钟点工，但几次都被母亲否决了，她说，不习惯一个陌生人在眼前晃来晃去，一个人能动还是动一动的好，什么都不干，老得更快。在母亲85岁的时候，我执意请了一个钟点工，我的理由是，现在搬到了医院旁边的小区，到处都是医院的同事，看到你这么大年纪还提着菜篮子，是会戳我脊梁骨的。母亲无奈，只能接受。

母亲是一个讲究生活质量的人，过一天，就要有一天的生活品质。母亲在85岁的时候，做了白内障手术，成了眼科当时的明星病人，每天为眼科惧怕手术的高龄老人答疑解惑。母亲在90高龄的时候，意外摔了一跤，股骨颈骨折了，母亲又做了髋关节置换手术，术后第二天就推着助步器练习行走。母亲年纪大了，身体机能不断的出现各种问题，精神状态也有了一些异常。一生能干的母亲，看不惯钟点工干的活，而且，还慢慢变得多疑起来。在母亲出院后，我就辞退了钟点工，自己承担了所有的家务，希望母亲能过得舒心一点。广东的大哥大嫂知道后，赶过来照顾了母亲一段时间。

尽管母亲一生豁达、勤劳，看着身体状况还不错，但器官的功能正在不知不觉中衰退。

2021年11月的一个夜晚，母亲突然说着一些莫名其妙的话，明显的思维混乱。一大早，二哥二嫂和我们一起把母亲送到了市中心医院，但医院暂时没有单人病房，与市中医院联系后，我们赶往了市中医院。各项检查指标显示母亲的心、脑、肾功能已极度衰竭。中医院的医生护士们一直在不遗余力的进行着抢救，当天夜晚，母亲的呼吸心跳突然停止了，监护仪上显示一条直线。虽然母亲病危的消息，我及时告知了远在广东和北京的家人，但他们都还在赶回的路上。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母亲现在不能死，她的孙辈们一个都不在身边。顾不得太多，我加入了抢救的队伍。母亲的命真大，呼吸心跳慢慢恢复了。第三天，母亲慢慢睁开眼睛的时候，床边叭满了人，母亲渐渐清醒，她认出了孙子、孙女、孙女婿、外孙，还有大儿子、大儿媳。

母亲病危时，医生预测大概只能维持十几天。二嫂是个做事十分利索之人，她赶忙上街做好了母亲的寿衣寿鞋，先生也急忙找人放大了母亲的黑白照片。

听着孙辈们一声声的叫着奶奶，母亲一天比一天清醒，情况一天比一天好转，母亲竟然活过来了，医生说，这是一个奇迹。

儿子看到母亲活过来以后，坚持要留在医院，一边写博士毕业论文，一边陪伴奶奶。这一留就是近三个月，直到北京出现新冠疫情，有随时封城的风险，才匆匆返程。

母亲已经可以扶着助步器正常活动了，但需要长期医养。母亲还是很坚决，不要陌生人的照顾。最后，还是按照母亲的意愿，让二嫂的妹妹过来照顾她。

二嫂曾经也是县文工团的演员，当年，她扮演刘三姐在小县城轰动一时，后来进入县政府的招待所做了一名经理，又后来调到市税务局成了一名公务员。母亲总说她是一个阿庆嫂式的人物。现在，我也这么认为。关于母亲百年之后，葬于何处？这需要一个答案，迫在眉睫，但我一直不知如何向母亲开口，母亲与黄沙铺有太多的纠结。二嫂怎么跟母亲聊起来的，我不清楚，但她告诉了我答案，葬在黄沙铺，和父亲、她的母亲在一起，命运真是捉弄人啊！

 一天，母亲得知她在黄沙卫生院工作的老同事将从通山赶到温泉来看望她，十分高兴。她感慨道，他可是那个时候分来的大学生啊，长的很帅，最后还是在黄沙安了家。她说的帅叔叔，我知道，年轻时，操着一口江浙普通话，一副意气风发的样子。当帅叔叔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已是满头白发，80多岁的老人了，同行的还有他的夫人和小儿子。

那天，他们聊了一上午，聊得最多的还是黄沙卫生院的一些往事。叔叔笑着问我，你知不知，当年，我可是被你爸爸“骗”到黄沙去的。叔叔跟我们讲起了当年的经历：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了通山县，当时，卫生局的领导把我们这些大学生带到了一个大房间，里面坐着十几个人，领导说，这是各个镇卫生院的院长，你们愿意跟哪个院长走，自己选吧。我当时，一下就被你爸爸给吸引住了。你爸爸坐在那里，好有气质啊，一副高级知识分子的模样，衣服穿得笔挺。我想，有这样的院长，医院肯定差不了。到了黄沙铺一看，傻眼了，后悔都来不及了。那么偏僻、闭塞，连到县城的公路都没有，去一趟县里还要翻鸡口山。

母亲笑了，她说，你们去的时候条件已经改善了很多，父亲当年去创建卫生院的时候，鸡口山上还有土匪，父亲每次出诊，都有县大队的战士扛着枪陪同。那里，不仅有土匪，还有猛兽，母亲就曾经为一个跟老虎搏斗幸存下来的农民进行过包扎。

 那天上午，他们聊了很多，叔叔还记得，他们那些从全国各地分来的大学生经常到我们家里去打牙祭。我也记得，有一次，雨后天晴，山上的野蘑菇蹭蹭地往外冒，母亲买回了很多的野蘑菇，然后，用猪肉（猪肉要票，父亲有特供，不受限制）、野蘑菇，加上辣椒，炖了满满的一大盆，香气在整个走廊上飘荡，他们都顺着香气寻来，围到了炭火旁，三下五除二，一下就风转残云了，可我还一点都没吃到呢。

叔叔还说到，父亲有几个宝贝。每年夏天的夜晚，父亲总是喜欢搬一把躺椅坐在院子里，旁边放着一部收音机。那是大哥自己动手组装的一台收音机，大哥从小就喜欢捣鼓各种电器，长大后还是成了一名电气工程师。母亲总是调侃我们三兄妹，男学工，女学医，花花公子学文艺。我也记得，父亲还有一个宝贝，那就是大哥从武汉给他带来的熊猫牌香烟，装在一个圆筒子的烟盒里，带过滤嘴。父亲舍不得抽，那些年轻的医生不时会向他讨要一根。

叔叔感慨说，万院长去世了，不久文革也结束了，慢慢地，各地分来的大学生也一个一个地走了，他也调到了县里。叔叔的夫人很能干，叔叔现在过的很幸福。

叔叔一家陪母亲吃完中饭离开后，母亲又是唏嘘了半天。母亲又跟我说起了父亲曾经的一件趣事。50年代山区条件艰苦，父亲经常挎着药箱出诊，有一次返回的时候，又饥又渴又累，正巧一辆吉普车从他身边驶过，父亲招了招手，吉普车停了下来，父亲坐了上去，吉普车把他送到了卫生院。父亲下车后才知道，坐在车上的是下来检查工作的张体学省长。

母亲的晚年是幸福的。虽然住在医院里，但每天有二嫂的妹妹陪着她，知冷知热；中午二哥二嫂总是开着车送去母亲喜欢吃的红烧肉、粉蒸肉、烧鱼块。我和先生每周都要抽时间过去，手上提的或水果，或肉圆。这样的日子持续了近一年，母亲还是要求出院回家。

2022年的9月，母亲回到了家里，最初生活一切如常。到了11月，母亲开始感到双腿无力，无法站立，跟母亲做了血液检查，没有发现什么特殊的异常，只能告诉母亲，这时人衰老的一个过程，母亲不得不接受这个过程，在家里坐上了轮椅进出。母亲习惯安排我们的生活，也安排自己的生活。她每天手机不离手，每过4个小时，就会唤我和二嫂的妹妹去扶她大小便。母亲的吞咽能力也在慢慢下降，如是，我开始调制各种粥食，有瘦肉粥、海参粥、皮蛋粥、青菜粥。这样的日子，也没有持续多久。

一场新冠病毒袭来，全家都未能幸免。母亲感染新冠后，不发烧，也不咳嗽，但慢慢地变得时而清醒，时而糊涂。最大的变化是，白天、夜间不停地要解手。母亲很胖，每次都要两个人才能抱起，夜间1-2个小时就要起来一次，常常是什么也没拉出来。一个月下来，我和先生已经是累得腰酸背痛，筋疲力尽。每当我上班时，二哥二嫂就过来帮忙，一天又一天的，他们也已感到体力不支。

侄女和儿子知道后，也十分的担心，担心我们也都是60多岁、70多岁的老人了。像这样劳累下去，还能撑多久？他们说要用科技改变生活，有的说要买瘫痪病人护理床，有的说要买瘫痪病人移位器。我在淘宝上搜索了一下，这些所谓的高科技，根本解决不了我们的问题。

日子还得一天一天的往下过，事情还得一件一件的来解决。母亲现在这种状况，来自于身体机能衰退引发的错觉。既要让她排大小便不受影响，又能让我们得到一点喘息的机会，不妨用成人尿不湿试一试。我跟母亲做好了工作，她同意穿上尿不湿，但就是不拉在尿不湿上，她说，不习惯把尿拉在身上。

有一天，我故意“威胁”母亲说，如果你总是这样不配合，那我只能把你送到养老院去。母亲把头一甩，骄傲的说，我是什么家庭啊？我不去养老院。母亲说这话时，底气足足的。她的底气来自于有三个儿女，来自于她心中秉承的母慈子必孝。可她忽略了一点，孝顺的子女有很多，可是能侍奉父母身边子女却很少。孝顺的成本很高，时间、精力、体力、财力，不是每个孝顺的子女都付得起。

渐渐的，母亲的情况越来越差，整夜整夜的睡不着，浑身疼痛，先生每过1-2个小时就要去给母亲翻身。那段时间，母亲一旦看不到先生就要问，大力士相公到哪里去了？救星到哪里去了？

慢慢的，针也打不进了，药也吞不下了，每天只能喝一点米汤、稀牛奶，意识又有点不太清醒了。大哥大嫂急忙从广东赶了过来，儿子下了火车听说奶奶情况不好，忍不住哭了起来。大哥大嫂回来后，看到母亲情况不好，就没有再离开。

最后一个月里，母亲好像已回到了从前，说的事，都是以前的事。提到的人，都是以前的人。有时候，突然问嫂子，“你爸爸有没有我这样的羽绒裤啊？他冷不冷啊？”；看见大哥二哥出去了，她告诉两位嫂子，两兄弟出去玩去了，她很开心的笑了。一会又问嫂子们，我姑娘呢？我亲生的姑娘呢？从小，母亲就把我养在身边，她总觉得女孩子容易被人欺负，她一直守着我，这一守就是六十多年。这六十多年里，我见证了母亲的苦难，为了丈夫，为了儿女，她受了太多的委屈。这六十多年里，我见证了母亲的幸福，她的愿望就是能让子女孙辈们受到良好的教育。这六十多年里，我见证了母亲的骄傲，她曾得意地说，你们这些博士、硕士、作家、医生、艺术家、企业家，都是我培养的。

母亲走得很有尊严。走的前几天，母亲躺在床上迷迷糊糊地说，我就从这里上岸。母亲走时，就像睡了一个长觉，身上干干净净，清清爽爽。

母亲还是又回到了黄沙铺，一个她一直要拼命离开的地方。一切早有安排，这可能就是逃不掉的宿命吧。

                          2023年5月9日写于温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