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科普作品应该令人感觉不到科学在哪里终了，人文在哪里开始” 《追星》讲述人类天文传奇

今年“全国科普日”期间，由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追星:关于天文、历史、艺术与宗教的传奇》(以下简称《追星》)入选了“2021年度优秀科普图书推荐”。其实，《追星》问世是在2007年，但十多年来，它仍不断揽获大奖，其中有一项比较特别——2010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为何一部科普作品能获得国家科技奖?为何《追星》一版再版，屡屡获奖?就是因为作者卞毓麟是一位会讲故事的科学家。

卞毓麟曾在北京天文台工作33年，是一名天文学家。55岁那年，他到上海科教出版社当了一名科普编辑。他始终以质朴无华的态度让自己的作品明白易懂，强调“能用简单的句子就不用复杂的句子，能用字母少的单词就不用字母多的单词”。他在30多年里，著译30余种图书，撰写了700篇科普类文章，荣获多项科普奖励。今年，卞毓麟还获得我国首个“赛先生”科学和医学公共传播奖，他也曾被中国科普作协表彰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科普作协成立以来成绩突出的科普作家”。

让我们一起看看这位科学家是如何讲故事的。

■ “人类天生就是追星族”

人们喜欢把优秀的歌手、球员、电影演员称为“歌星”“球星”“影星”，为什么是“星”，而不是别的什么——比如说“花”呢?

“人类天生就是‘追星族’”，卞毓麟用这样的语言开始了他的科普新著。

这倒是一个非常贴切的类比。想象一下，在50万年前的某一天，太阳早已落山，大地一片寂静。在那个无月的晴夜，远处近处都没有一丝灯光——那时根本就没有灯。在漆黑的天幕上，群星璀璨;我们的祖先惊讶地注视着它们:星星为什么如此明亮，为什么高悬天际，为什么不会熄灭，为什么不会落下……

星星必定从一开始就强烈地吸引了早期人类的注意力，引起了他们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天长日久，斗转星移，这种好奇心和求知欲，渐渐发展成了一门科学，它就是研究天体运动、探索宇宙奥秘的天文学。

其实，天上的星星也是千差万别的。它们的明暗、颜色——有时甚至外形——都各不相同。对于上古的初民来说，还有什么比天空中突然出现“一把闪闪发光的大扫帚”——彗星，更令人惊骇的呢?

然而先辈认识的星星远不只是彗星而已。其实更重要的是行星。古人只用肉眼观天，那时根本就没有望远镜。自从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于1609年发明天文望远镜以来，人们看见的星星(更准确地说是各类天体)就更多了，天文学也随之发生了难以言状的巨大变化，人类所知的太阳王国——太阳系的疆界，开始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外扩展。这是近代科学的伟大胜利，而且处处充满着诗意。

“追星族”从来不会满足于只是远远地朝明星们看上一眼。他们总想走到明星跟前，同他说话，向他致意。其实，科学家们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他们想让人类亲自到其他星球上去考察，就像踏上一块遥远的新大陆。1969年，人类终于成功地登上了月球。如今，人类的机器人使者在火星大地上勤勉工作。人类从地球故乡，一直追到了火星上的旷野。

这就是人类“追星”的历史，这就是《追星》的故事脚本。

■ 用天文视角看人文

这本书讲天文，却时而谈到历史，时而谈到艺术，时而又谈到宗教。

例如讲彗星，就从凯撒大帝被刺杀在罗马元老院讲起。就在那一天，天空中出现了一颗大彗星。接着谈到埃及女王、奥古斯都及他开创的克劳狄王朝，进而谈到那时兴起不久的基督教。故事讲到这里，卞毓麟将焦点放在《圣经》中提到了古代波斯僧侣“在东方看见的那颗星”——究竟是哪一颗星呢?作者继续探究中世纪欧洲画家们创作的宗教题材画，如14世纪初意大利画家乔托《博士朝圣》，找到“那颗星”的模样，看到的是一颗形态逼真的大彗星。从它又谈到哈雷彗星，谈到人们早期时对彗星的恐惧，有相关的文学作品为证。

例如讲天上的群星，就从伊拉克的两条大河讲起。接着谈两河流域出现的文字、建筑物，苏美尔的统治历史、刻在泥板上的史诗《吉尔伽美什》等早期人类文明。最终，视线聚焦在苏美尔人于公元前3000多年划分的星座上。这些星座和希腊神话故事紧密联系。卞毓麟就顺手拈来大神宙斯的儿子英雄珀尔修斯解救美丽公主的故事，并指出有6个星座和这个动人的故事有关，还谈到了中国古代对星群的划分、星期的来历等。

曾有老友打趣卞毓麟:你居然把这么多杂七杂八的东西全都弄到了一起，好本事!

卞毓麟说:“并不是我把它们捏到一块或者弄到一起，而是它们本来就是一个整体，我只是努力地反映事情的本来面貌而已。”他认为，古人本来就没有条块严格分割的“天文学”，“追星”的过程，自然就不仅仅是现代天文学的发展过程。

因此，《追星》是一部典型的“科文交融”的作品，在展示星空画卷和探索历程的同时，不断插入种种人文故事，包括文学的、艺术的、历史的、哲学的、神话的甚至宗教的，让趣味倍增。这一风格几乎贯穿了卞毓麟所有科普创作。

就像卞毓麟所说的:“最好的科普作品和科学人文读物，应该令人感觉不到科学在哪里终了，人文在哪里开始。”

■ 写科普的难度，一点也不亚于学术专著

卞毓麟不光讲述天文、历史，还有着强烈的中西文化对照意识。他介绍牛顿、哈雷、赫歇尔等诸多国外科学家，也会介绍中国著名天文学家郭守敬、张钰哲、李珩等人;介绍外国文学艺术，也会引证屈原《九歌》、马王堆汉墓帛书中的彗星图等中国传统文献。

卞毓麟还有个难得之处——原创。曾有人问卞毓麟，你写《追星》有没有什么外文书做蓝本?他干脆地回答:“没有。”在他的构思与写作中，始终贯穿着“原创”两字。目前，我国热销的科普图书，原创的比例还是偏低，其中主要一个原因，在于“科学作者”队伍还不够庞大，科研人员中热心科普写作的人还是极少数。

这就要说到《追星》获得的“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了。这是国务院设立的国家科学技术奖五大奖项之一。记者梳理了自2000年该奖设立以来至今的获奖名单后发现，共有57部科普作品获奖。

科普作品首次获奖是在2005年度，当年共7部作品“登顶”，打破了科普著作无缘国家科技奖的历史。它们分别为中国科协的《中国儿童百科全书》《数学家的眼光》以及解读生命丛书之《人类进化足迹》《大脑黑匣揭秘》等。在那之后，每年都有科普作品获奖，其中也包括《追星》。这些科普作品能够登顶国家大奖，传递了一个清晰的导向——我们需要更多更好的科普。

曾经有一种论调:科学家当科普作家，是“不务正业”，是“大材小用”。中国科学院院士林群曾指出这样的社会现象:“科研人员做科普，在单位都不敢说，也不愿报科普奖。因为怕别人笑话，说你只会科普，不会讲最前沿的学术问题。”

其实，写科普的难度，一点也不亚于学术专著。在过去，《十万个为什么》等作品发挥了巨大的科普作用，但随着5G、人工智能、智慧城市等新科技对大家的日常生活带来巨大影响，广大受众的文化和科学素养水平提升，需要科普的，已不再仅仅是青少年。如果科普仍停留在原有的科普小品、科技知识浅说上，那么科普的路子就“走窄了”。中国人越来越需要有深度的、原创的科普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