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的传统，不曾失落的沉思

“失落”的古代文章学,在今日颇有“重生”的必要。

《失落的文章学传统:〈古文辞通义〉》常方舟著复旦大学出版社

如今,古文的“实用性”是否真的已经消泯殆尽?学习古文对了解现代的文章有何帮助?

要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湖北学人王葆心所著的《古文辞通义》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路径。近代文章学专书文献繁富,读者不能穷尽。而其中最博大精深的著作,当数《古文辞通义》。它既是近代国文教科书的重要史料,也是国粹派古文文章学思想的集大成者。

《失落的文章学传统:〈古文辞通义〉》就以王葆心的《古文辞通义》为切入口,将其置于近代教育史的整体语境之中,围绕学科发展、学理更新、学术转型等焦点问题,多维度呈现近代文章学的多元样态并对其进行价值重估。

唯有回顾近代以来文章学的发展历程,并立足中国本土文论进行研究,才能继续探索中国文学、国文教育的未来。

“向死而生”的演变史

几年前,一位名人去世,其子孙想找人撰写一篇文言墓志铭,一时竟难觅能胜任者。对此,有人嘲笑逝者家属“附庸风雅”,有人则感叹“文脉不继”。此类事件近年来屡见不鲜。地方上新成一亭台楼阁,往往需立碑作记;校庆寿宴,往往需颂辞相贺。然而典雅文章几成绝响,最终多半只能以半文半白、不伦不类、似是而非之文勉强应付。这不得不让人思考,古文的“实用性”真的已经消泯殆尽了?或者我们需要怎样的文章来填补古文在庄重场合的位置?人们不愿接受一篇白话散文的墓志或碑记,只是因为附庸风雅的心理吗?

庆典丧仪,或许离日常生活还远,那么再看看我们当下的语文教育。中小学教材里文言文的比重逐年增加,然而文言文与白话文的教育究竟有何种联系?学生花费大量时间背诵古文,对他们的写作有何帮助?人们常感作文难学,乃至不可学,只能凭“天赋”或“积累”,作文似乎成了某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玄妙东西。其实,这些现象并不是今天才出现的,而是百年来文章学一直在讨论的命题。唯有回顾近代以来文章学的发展历程,并立足中国本土文论进行研究,才能继续探索中国文学、国文教育的未来。

近代文章学专著文献丰富,读者不能穷尽。而其中最博大精深的著作,当数湖北学人王葆心所著的《古文辞通义》。该书在近代文章学专著中篇幅最巨,汇集历代文话、文论和文评,对历代文章学理论进行了整合总结,还汲取了不少域外文章学著述的理论成果,堪称传统文章学的集大成者。林纾即盛赞其为“百年无此作”。然而,这部皇皇巨著由于历史原因长期湮没不彰,直至近年才得到整理点校。而常方舟的《失落的文章学传统:〈古文辞通义〉》(以下简称《失落的文章学传统》),是首部对该书进行全面深入研究的学术专著,具有重要意义。

这本《失落的文章学传统》,既是专书研究,又不局限于一书,而是以广阔的视野,将《古文辞通义》置于近代学术结构整体转型的时代背景下,展现了传统的杂文学体系渐渐消解,近代文章学“向死而生”的演变史。最难能可贵的是,这部学术著作严谨而不艰深,稽古而能振今,始终显示着作者对当代文学现象的关注与思考。正如书中一再强调的,文章学与思想史总是缠绕交织,本书也体现出深刻的思想性。

百年前的思考并不过时

本书首先关注的即是中国文章学的“民族性”。《古文辞通义》一书诞生于西学强烈冲击中国传统学术体系的时代,作为典型传统学人,王葆心秉持着文化保守主义立场,从中体西用,渐渐走向会通中西。这种偏于“守旧”的文化立场曾一度被批判、冷落,而随着时代变迁,我们今日终于能更公正客观地评价它。

常方舟既对王葆心在“文风扫地之世”保存文脉的努力寄予了深切的理解、同情,赞同使古代文学研究回归民族本位的主张,但也理性地指出今日不可能复古倒退,完全排斥域外影响,持论可谓公允。

近代以来,对西方文艺理论的学习吸收使中国文学与文论都别开生面,气象一新,但与之相伴而生的问题也困扰我们至今。中外文法虽有相通之处,但西方修辞学能否始终适用于汉语文章?来源于欧洲的文体分类法既无法匹配中国古文,如今我们该用何种体系对古文分类?“文气”“风骨”等传统批评术语,能否用“现代”概念取代,对于当下的文学创作又是否仍具意义?在当下建构民族本位学术话语和文论体系之际,这些问题我们尚未完全解决。而王葆心在百年以前的思考,当与今人遥相呼应,足为启发。

文章学有“重生”的必要

本书还注重将《古文辞通义》置于近代教育史的整体语境中进行研究。《古文辞通义》的前身本就是王葆心二十多年来任教各地书院、学堂,在国文课程中使用的讲义。因此,对它的研究必然联系到近代国文教育的问题,而这一问题亦对现实颇有借鉴意义。

如前所述,当代的文学教育似乎始终没有找到有效的路径,这或许正与传统文章学创作论的失落有关。其实,中国古人对文章的读法、讲法、作法都有着非常详尽的理论,就《古文辞通义》中所总结来看,既可以为“中资”(普通水平)的初学者提供读书作文的入门方法,又可以为“中人以上”“才、学、识兼懋之人”提供不同的路数,文之作法有十六种之多;而文之读法,亦有引申读法、直进读法、并行读法、专一读法等种种门径,体系极为完善。传统文章学之细致,甚至连文章中虚词运用的规律都有专门总结。

依照这一体系来学习读写,何愁学业不成?反观新文化运动后的国文教育,虽经刘师培、郭绍虞、朱自清、叶圣陶等大家的精心探索,也有了上百部现代文章学专著,但毕竟历史尚短,经验有限,其理论资源的深度和传统文章学不可同日而语。

或许会有人质疑,立足于文言文的古代文章学创作论,是否已与现在通行的白话文脱节?事实上,现代文章学从未放弃吸纳古代文章学的成果,而在当下,更是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教师,开始尝试将古文创作论与白话文写作实践相结合。如苏轼《留侯论》的“一字立骨”,柳宗元《袁家渴记》的“以一风统众景”,传统文法中的“主”“宾”之分、“正”“奇”之对,在今日依然是很实用的写作技巧。至于复兴讽诵,提高学生对汉语的语感,避免生硬别扭的欧化长句,更是教育界近年常提及的议题。朱自清等前辈学者皆言国文教育之难,今人更应慎重审视汉语自身特性,从而寻求符合本土思维习惯的读写教育法。而对更高层次的文学创作者而言,传统文论中的“气格”“性情”等说,也应予以重视,方能继承深厚的文学传统,创作出优秀的民族文学。总之,“失落”的古代文章学,在今日颇有“重生”的必要。

文章不朽,遗响无穷

本书思想的最精彩之处,在于超越了特定的历史语境,触及了关于文学“价值”的终极问题。书中反复提及王葆心等学人对古文“用处”的思索,其中的纠结挣扎,实是百年共有之心绪。清末,古文一度因为不能富国强兵、经世济用而受到摒弃,被斥为“无用之空言”(薛福成语);但很快,它又因“保存国粹”、维系民族认同感的功用,被抬到很高地位,成了“国民教育之根本”(林传甲语)。当然,这种观念也是渊源有自。文章之道,自古就承载着移风易俗、教化百姓、以观世风的功能。王葆心言国文之“用”,即云“须知国文为本邦美富道德之根,数千年蔚盛雅则之观”。而随后,古文因白话文普及,又落入“无用”的尴尬境地,乃至在革命浪潮中被弃若敝屣。直至近年,又因弘扬传统文化而再受尊崇。起起落落,跌宕起伏,而究其本质,都是把文章看作实用工具,是功利主义文学观念的体现。读书至此,不禁令人想到,古文如此,其他文艺,乃至整个人文学科,又何尝不会如此?文学、文化,若是只从“实用”角度来确立自身价值,待世殊事异,谁又能保证这价值能够维持?

本书提到,在新学的时代浪潮下,旧派学人王葆心最初也曾尝试从旧学中挖掘实用因素,为日渐衰微的旧学寻找“新的价值”。但他最终放弃了。或许,他是带着失落与伤感,看着自己眷恋的文化传统日薄西山,走向消亡;或许,他是带着希望,等待“藏之名山,传之后人”。但无论如何,曾被历史尘沙掩埋的《古文辞通义》,终究是“向死而生”;失落的近代文章学,也在今日焕发了新的生命。看来,人文的价值并非一时一代之人所能确定,正如魏文帝所言,常人的寿命是那样短暂,而文章不朽,遗响无穷。

柳宗元说:“夫文为之难,知之愈难耳。”可见文章学之难;而知文章学更为难;能从文化史的角度观照文章学,尤为难中之难。这本考据严谨的学术著作,又有如此热诚的现实关怀,能发人深思,的确是做到了“难中之难”。失落的传统,在这一代青年学者的努力下,或将兴废继绝;雅洁的文章,或将重现于世,润色鸿业。而国文的前途,阅读写作教育的完善,中国文论体系的建构,文学的价值,这些我们当下关注的问题,其实百年之中在不断被思索、被探寻,从未失落。  (咸宁日报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