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年中国　灿烂辉煌

蒋乐平

打开李念主编、冯时等合著的《万年中国：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形成》新书，首先冲击到我的还是“万年中国”四个字。

作为作者之一，我知道这本书的由来。近年“文汇讲堂”举办系列讲座，邀请全国十二名学者围绕重要考古发现探析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形成问题，这本书是讲座的内容集成。虽是“集成”，但学术观念丝毫不敢含混。在诸位同仁努力下，一幅中华文明悠久灿烂的图景渐次铺展开来。

一个具有突破意义的概念

中华文明由中华、文明两词构成，但“文明”的解读长期受欧美既有学术定义束缚，冶金术、文字、城市“文明三要素”说桎梏了文明定义的阐释与发展。“夏商周断代工程”试图在这一规范下确立夏文化的时间谱系与文明特质，但成果引起不少争议。“何以中国”之所以成为热词，也可视为这一议题的延伸。但需注意的是，此处的“中国”，也易打上中原青铜文明的烙印。

2019年，良渚文化作为一个文明实体“申遗”成功，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中华文明探源的一次思想解放。学术界不但找到了理解文明本质的新角度，“中国”一词也被赋予了更为开阔的含义。我想，文汇讲堂的讲座以及现在看到的这本书，就是这一解放了的思想的产物。

《万年中国》这本书的整个框架，是近年坊间关于中国早期文明历史的相关作品里，非常新颖独特的一种。这个框架，其实与业已启动二十余年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所取得的成果有着相当程度的一致性。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将文明分成“起源”与“形成”两个大的阶段。具体而言，是距今万年奠基，距今八千年起源，距今六千年加速，距今五千多年进入文明社会，距今四千三百年中原崛起，距今四千年王朝建立，距今三千年王权巩固，距今两千两百年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相应的，《万年中国》除序篇外，分成“8000年：中华文明的起源”“5000年：中华文明的形成”“4000年：早期的国家与最初的王朝”三个部分。

在《万年中国》里，我们可以在万年的时间尺度里，看到农耕文明的诞生和发展，看到北方的旱作和南方的稻作的交融——万年前的浙江金衢盆地，诞生了以上山遗址为代表的农业文明，我们的祖先告别了旧石器时代延续下来的穴居生活，来到了旷野上，开启了农耕和聚落定居的时代。随着时代的发展、环境的变化，农业文明逐渐走出河谷盆地，沿着钱塘江来到河口湿地，再从那里北上过江，来到太湖平原，最终形成良渚文明，建立起庞大的城池和完善的社会组织。此时，随着北方黄河中下游中原文明的兴起，南北文明沟通、征伐、交流，最终完整、统一的中华文明得以形成，传续至今。

一个距今万年的食稻族群

笔者在《万年中国》一书中的文章，题为《万年上山，世界稻作文化起源地》。文章突破了8000年文明起源的时空框架，梳理了上山文化这一中国稻作农业典型，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其作为中华文明“万年样本”的概念。

为什么钱塘江流域在那个年代能够诞生如此繁多具备规模的遗址群？答案是，这支被命名为上山文化的远古人群，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早食用稻米的族群。有了粮食保障，他们选择了定居的生活方式。有了生存繁衍的基本条件，亚洲东部最早的村落逐渐在钱塘江地区散布开来。上山遗址被严文明先生称为“远古中华第一村”。

为什么这个实现了长期定居的族群能够获得稳定的食物供给？答案是他们不但利用了稻米作为粮食的自然属性，而且开发了水稻栽培与种植技术。他们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早学会耕种和收获稻米的农人。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准确地说，人类文明史上的第一场革命——农业革命，在这里悄悄地发生了。起码在东亚的稻作文化区，上山文化可能主导了这场革命。

以上研究都是在实验室里进行，属于实验科学的结论。对于一个田野考古者来说，最直观、最震撼的发现来自肉眼可辨的陶器。上山文化诸遗址中，都发掘了大量的陶器，其中大口盆最具特色。这种容易破碎的陶器的普遍出现，也是人类从迁徙走向定居的证据之一。上山陶器多属于夹炭陶，在陶泥中掺杂稻叶、稻壳等有机物质，可以在陶胎成形和烧制过程中防止开裂，达到成器更加牢固的效果。这一制作工艺，意外地将不可多得的稻遗存信息保存下来。统计发现，上山遗址绝大多数的陶器均羼和了稻壳、稻叶，在一些破碎陶片的表面或断面上，可以发现密密麻麻的碎稻壳。这碎稻壳实际上是最早的谷糠。上山古人吃掉了用石磨盘、石磨棒碾出的大米，然后用剩下的谷糠来制作陶器。面对着这些不起眼的破碎陶片，大约每个人都会发出由衷的感叹，我们竟然据此找到了迄今发现的这个世界上最早的食稻族群！

栽培、收割、加工、食用，这是围绕水稻种植、收获、利用的考古证据链。一种人类历史上未曾有过的行为体系，即稻作农业行为体系，在上山文化中被较完整地揭示出来。这是考古人为之兴奋的大发现！这一发现也被评为中国考古学“百年百大”发现之一。

一位中华子嗣心中的历史具象

起源问题，属重大问题，在学术上也是一个边界模糊的问题，往往需随着资料的完善不断调整认识。

农业起源，也被称为“农业革命”，对人类文明史产生了重大影响。对比年代相近或更早的洞穴新石器时代遗址，上山文化具有三个显著的特点。第一，如前所述，一种崭新的农耕行为体系已经初步形成。第二，上山人走出了洞穴，占领、定居于新石器时代活动中心的旷野地带，形成庞大的遗址群，这与农业发生的革命性后果相吻合，从中我们看到了农业文明的新气象。第三，上山稻作是一种没有中断并出现稳定进步的文化现象，随着上山文化的发展而传播，延续了1000多年，最后为跨湖桥文化所继承。

让我们回到《万年中国：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形成》一书。冯时先生在解析中华文明时，将“观天象，授农事”视为知识体系与礼仪体系形成的源头，那么太阳纹、“卦符”在上山文化的最早出现，不但与农事活动结合在了一起，而且实现了稻作文明与中华文明的整合。

这样的结论或许仍然有些抽象。确实，在史前中国的巨大时空中，要将诸文明要素有机串联，合理解释，还存在不少的空白。但这只是一个认知与共情的过程，如果你认真研读这本新书，当你读懂了贾湖，读懂了良渚，读懂了南佐、牛河梁、陶寺、石卯、二里头，万年中国对于你也就不远了。

愿考古学家看到的“满天星斗”“重瓣花朵”，能成为每一位中华子嗣心中的历史具象。

（作者：蒋乐平，系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跨湖桥文化和上山文化主要发现者、发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