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认识中华法系，寄托复兴中华法系之梦想—— 为建设“新时代中华法系”提供学理支撑

★对中华法系进行重新认识，既是时代的重任，亦是学者的使命

★对中华法系进行重新认识，既是时代的重任，亦是学者的使命

中华法系作为世界五大法系之一，是一套卓然不群且数千年传承不息的国家治理体系，涵盖了整个古代中国法律的制度、思想和文化。它起自三代，发展于秦汉，定鼎于《唐律》，沿袭至清末，有着自身独特的演进规律和精神气质，展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力和深厚的法制文明，曾经对日本、朝鲜、安南等周边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值此之际，对中华法系进行重新认识，挖掘其间的经验智慧以继承创新，既是时代的重任，亦是学者的使命。

《道德经》云：“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自近代以来，虽然中华法系外显的形式载体已逝，但其内含的文化基因犹存。多有论者反复申言，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者爱人等理念，“至今仍然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忠孝信义一类的价值观，在传统社会既是妇孺皆知的道德观念，也是身体力行的法律准则。依法律演进史的眼光观之，这些就是中华法系的文化基因。它不因朝代更迭便訇然断裂，亦不因制度变革就戛然而止，而如春雨润物般化入民众心灵深处，代代相传。在这种道德元素和法律元素同构的法文化模式中，道德所褒扬的，法律必予维护；法律所制裁者，道德则予贬斥。这与西方强调法律与道德应当有明确边界的法文化迥异其趣。

传统道德名目众多，但可以用一个总概念“仁”来加以统揽。孟子曰：“仁，人心也。”“仁”即人心，指人内在的心智，也就是判断是非、善恶、真假的能力。依朱熹之言，仁乃是“天理”“人情”；用王阳明的话来表达就是“良知”；用今天的话说即常情、常理、常识。将这种心智推运到人与人、人与物的关系上，便是梁启超先生所说的“同类意识”，你希望别人怎样对待你，你就应该怎样去对待别人；你希望自然万物怎样回报你，你就应该怎样去对待自然万物，这就是老百姓常说的“将心比心”。虽然现在的人认为自然物象没有“心”的意识活动，但古人并不这样看。人伦道德抑或自然道德，都不过是人心的外化；要维护这些道德，就得有相应的法律制度。欲维护人伦秩序，就有了伦理法律制度；要维护自然秩序，就有了生态法的规范。或者说，只有根据这些道德要求来制定和实施的法律制度，才能符合人心、激发良知，才是良法；反之则不然。中华法系的演变发展，正体现了这样的思维逻辑和实践逻辑。故简而言之，“仁”就是中华法系的文化基因。

复兴中华法系不是照搬故有的典章制度和法律条文，而是将其中的优秀思想和理念运用于当代法治建设之中，用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

★复兴中华法系是构建中国特色法学体系的需要

复兴中华法系是构建中国特色法学体系的需要。欲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成“新时代中华法系”，还需要法学理论的支撑。尽管我国已基本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学体系，但目前仍存在着学科设置克隆西方的情况比较突出、学术原创能力还不强、法学话语言必称西方等现象，“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水平总体不高”。复兴中华法系对建设中国特色的法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有着重要意义。

以话语体系为例来分析，早在百余年前，严复在翻译西方法学文献时，就注意到“法”字在中西方语言中存在着重大差异：“西文‘法’字，于中文有理、礼、法、制四者之异译”。连“法”这个法学领域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中西话语差异都如此巨大，足见构建中国特色法学话语体系的重要性。又如“执法”和“司法”这两个词汇，由于近代以来受西方法学话语的影响，将行政机关执行法律称作“执法”，将司法机关施行法律称作“司法”。在人民群众看来，两者都是对法律的实施，无法分清执法和司法有什么区别。当学者将法院、检察院界定为司法机关时，老百姓会问：在司法活动中承担了大量工作的公安机关算不算司法机关？当学者将公安机关定性为执法机关时，老百姓又会问：各级政府部门中都有“司法局（部、厅）”，它们究竟是司法机关还是执法机关？这一系列法治实践中的困惑，都是由缺乏中国特色法学话语体系带来的。

★复兴中华法系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

复兴中华法系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出：“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从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探索适合自己的法治道路，同时借鉴国外法治有益成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夯实法治基础。”这一经典论述表明两层重要含义。

其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有坚实的法治基础。从历史上看，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繁荣昌盛，不仅需要有强大的政治、经济、文化基础，也需要有先进的法治作为支撑。唐朝作为中国帝制时代的鼎盛时期，综合国力居亚洲之首，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来唐朝觐见的国家有七十多个，长期居住在长安的外国商客不下十万人，唐诗更是文学史上的千古绝唱。同时唐朝法制也很先进，传承了历代法制文明成果，形成礼（仪）典体系、律（令）典体系与习惯法体系和合共生的法律系统，实现了礼与法的完美结合，中华法系至此定型。其从时间上影响及于后世长达一千余年，宋、元、明、清基本沿袭了这一套法律体系，只有量的微调，而无质的改变；从空间上影响了周边诸多国家，日本、朝鲜、安南等国的法律制度，大都是学习、仿行大唐而来，其文化基因与唐朝法制保持着高度的相似性。由此可见，传统中华法系既是大唐王朝走向辉煌的标志，又是华夏民族保持荣光的法制基石。以此可推，新时代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必须有坚实的法治基础作为支撑。

其二，要夯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法治基础，必须探索出适合自己的法治道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一百年，我国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可喜成绩，国家文化软实力明显提升，法治建设在走向现代化的同时，也逐渐摆脱西方法系的窠臼，建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值此向第二个一百年建设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奋进之际，也到了复兴中华法系的大好时机。具体的方法就是从传统、革命、建设、改革等不同历史时期中，去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自身的法治道路，这既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由之路，也是复兴中华法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道路，使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形成鲜明的中国特色；同时借鉴国外法治的有益经验，使中国法治体系保持开放性。只有建成这样的法治体系，做到了“不忘本来，吸收外来”，兼具民族性和世界性的特征，才能够形成一种不同于世界其他法系的新型法系，那就是“新时代中华法系”。　（原载《北京日报》作者：龙大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