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为中华各民族提供了共有的精神家园和集体记忆—— 民族复兴迫切需要推进文化认同

《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与整合探索》 　　张健　等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疆域辽阔、文化博大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在中华现代国家的演进历史中，各民族共同开拓了幅员辽阔的疆土、共同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华文化的形成与演化，不仅为中华各民族提供了共同的文化符号和身份特征，而且为中华各民族提供了共有的精神家园和集体记忆。在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节点，我国迫切需要推进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推进中华各民族的民族文化认同，为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精神动力和智识支撑。

中华文化的精神特质：中和仁礼

中华文化最为鲜明的精神特质可以说是“中和仁礼”。《礼记·中庸》云：“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者，天地之所终始也，夫德莫大于和，而道莫正于中。”这里的“中和之道”，是为“执中以致和”，强调采取正确的方法（执中）达到理想的目的（致和），即以中正之道来观察与应对天下世事。这种“中和之道”经孔子的发扬与阐述，最终又与“执人已之中”的“仁”与“以和为贵”的“礼”结合在一起，使得中华文化形成以“中和仁礼”为核心的文化体系。

中华文化的风骨气象：刚健有为

中华文化的“刚健有为”大体可以从“刚”和“健”两个层面进行解读。“刚”，即刚毅坚卓，强调“独立不惧”和“立不易方”。

按照孔子的阐述，“刚毅木讷近仁”。“人有欲则无刚，刚则不屈于欲”。这种刚毅不屈，在个体而言，乃是“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强调“厚德载物”“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在国体而言，则是“天下之大，非体乾刚健，其能治乎”，强调国家治理要“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君子法天，故应“自强不息”。“自强不息”并不仅仅强调个人的奋发向上，也包括各个民族、整个国家都应当自强不息。个体当以“自强”为贵，乾乾进德，至诚不息。

中华文化的生存理念：天人合一

“中华文化的‘天人合一’，即尊重自然，道法自然，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先秦时期，这种‘天人合一’的理念就已雏形初现。”《易经·文言》云：“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体现出了“敬天法地”的思想。汉代，董仲舒提出“以类合之，天人一也”“天人之际，合而为一”。

“天人合一”的生存智慧，其精义在于强调“人亦天地间之一物”，强调人与自然的“优态共生”。为了实现“天人合一”，中华先民强调人类首先要“敬天”，“道法自然”；其次要“齐天”，“人在天地间，与万物同流”；再次是“爱天”，即“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最后是“用天”，即“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尊重天道。“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不仅是中华民族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切体悟，而且还是中华民族对自我生存理念的深刻反省。”在经过无数次人与自然相较的经验教训后，“天人合一”最终成为中华现代国家的生态文明建设理念，强调人类与自然界统一的关系。

中华文化的天下想象：协和万邦

“中华文化是一个由人与自我的和解、人与社会的和合、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天下的和睦交织而成的价值体系。它影响了古今中华国家的思维模式，使得中华国家形成‘协和万邦’的天下想象。”这种“协和万邦”的思想，《周易·乾》的表述则是：“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但无论是“协和万邦”，还是“万国咸宁”，都不要求在各方面的一致性，更多强调“和而不同”的理念。

中华文化“协和万邦”的天下想象，孕育了中华现代国家的外交理念，并使得中华现代国家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呈现出迥然不同的国家逻辑。纵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演进的历史，始终潜藏着“对抗”思维和“霸道”逻辑。西方辩证法鼻祖赫拉克利特就认为“战争是万物之父”“正义就是斗争”。及至近代，西方传统的“对抗”思维和“霸道”逻辑更是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处理国际关系的内隐法则。在国际关系上，一些西方国家不断抛出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和“国家安全困境”的说辞，极力追求自我霸权的最大化。在意识形态上，一些西方国家则带有浓烈的“西方中心论”，认为“西式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与之相反的是，中华民族在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始终坚守中华文明传统中的“亲仁善邻”和“协和万邦”理念，并创造性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主张“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旨在加强全球各国的“文明交流”和“文明互鉴”。

（原载《北京日报》，作者张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