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文化原点出发，打破西方叙事学话语理论的迷思 重绘中国文学的历史地图

在学术研究界，杨义是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名字。他年轻时期专攻现代文学，关注现代文化思潮，打破那个年代“集体著史”的流行模式，以一己之力撰写出皇皇三卷本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被哈佛大学的夏志清教授誉为“新一代治小说史文学史第一人”。

但他并未满足于此，由中国现代小说研究上溯到中国古代小说和诗歌研究，后期直抵中华文化根脉的先秦诸子还原研究，打破了壁垒森严的古典与现代的学科分界，实现了古今文学研究的贯通。《深入文明史的中国思想史》便是其学术思想集大成之作。

中华文化从何而来？中华文化根本何在？中华文化有何种基本内涵？中华文化为何具有千古未被磨灭的生命力？中华文化如何焕发与时俱进的现代原创力？在第一编综论里，杨义发出了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五问。

杨义先生能够从浩如烟海的材料中抽丝剥茧，发现一些精神文化的深度问题。他充分发挥解读现代小说的研究专长，对《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主要人物反复比较研究，综合提炼出了“主弱从强”的人物结构模式：小说中第一把手比较懦弱，而跟从他的人都比较强。像《三国演义》中的刘备和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是这一模式，《水浒传》中宋江和吴用、林冲、李逵也属于这种模式，《西游记》中的唐僧和孙悟空、猪八戒、沙僧就更为典型。杨义对此进行追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主弱从强”是一种非常高明的叙事艺术设计，带有很大的智慧，对于叙事文学的审美要求发挥了巨大的杠杆效能。另一方面，这种人物结构又带有深层文化的普遍性，折射着中国文化中仁、智、勇三者的深层关系。第一把手代表着仁，依凭着仁而赋予智与勇以价值，这种赋予是带有本质性的旗帜。如果没有唐僧赋予孙悟空、猪八戒以价值，他们再有本事，也只不过是个能变猴、变猪的妖精，是唐僧所代表的西天取经的信仰让他们变成法力高强的斗神。《三国演义》中如果没有刘备仁政爱民的思想行为，诸葛亮的谋术只是一个策士的诡计，关羽、张飞、赵云也只不过是会拼拼杀杀的一勇之夫。仁要发挥作用，就需要智、勇提供动力。在中国文化结构中，仁能够对智、勇形成制约，以柔驭刚，三者互为本质与功用，形成一往无前的开拓文明史的综合力量。

在对中国古代小说进行解析的过程中，杨义从中国文化原点出发，打破西方叙事学话语理论的迷思，采用“还原—参照—贯通—融合”的方法，发展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叙事话语理论体系。在对叙事学进行还原研究时，他并没有关起门来自言自语，同时也没有鹦鹉学舌，照搬套用西方现代语言学、结构主义的那套话语。他认为搬弄西方那套语法、语式、语态、时态一类概念来研究中国文学，难免给人一种洋腔洋调、怪声怪气之感。在与西方现代叙事理论对话和互动过程中，他坚持发出中国自己的声音，建立起中国叙事学现代体系。

杨义选取了叙事结构、叙事时间、叙事视角等几个关键词，与西方理论进行对话。他回到中国文化的原点，对涉及“结构”的原始经典进行梳理，对其进行语义学的分析，突出“结构”一词的动态性特征。因此，中国人对结构的理解就与西方存在着根本的差异，西方结构主义强调“作者死了”，中国人讲结构，作者是有生命的。中国人的结构贯通“结构之道”和“结构之技”，讲究结构“道”和“技”之辨。《金瓶梅》结构之道就隐藏在一种空间结构设计之中，凡是热闹的事情都发生在玉皇庙，而凡是悲凉阴森的事情都和永福寺有关系，用一道观一寺院展开对人生命运的思考。

在叙事学的意义上，中国人对结构的动词性认知是以本体性来贯穿、约束、深化技巧性。西方结构主义分析文本的技巧构成和语境功能，所思考的大体还是处在结构之技的层面。时间问题是叙事学研究中的关键问题，在时间顺序的排列上，中国习惯采用的是“年、月、日”，而西方的习惯则是“日、月、年”。中国人的统观性时间观使中国叙事长于预叙，西方分析性时间观则是长于倒叙，两者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叙事视角方面，杨义检讨了学术界所流行的古典小说非全知全能视角的说法，认为中国叙事有着丰富的表达方式和智慧形态，既有志怪小说的限知视角，也有说书人的流动视角。元小说并不是西方的专利，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站在虚构之外谈虚构，采用的就是一种元小说叙事方式。

杨义认为一代有一代的学术，不要一味地向古人仰着脖子，一代人要做一代人可以开拓的学问。杨义是当代学术研究道路上的一个孤勇者，他思考最多、用力最勤的一个基本研究命题就是要重绘中国文学的历史地图。在审视两千多部文学史之后，他发现了文学史书写中的一些基本性的缺陷，比如，忽视少数民族文学，只是一种汉语的书面文学史；忽略了文学文化的地域问题、家族问题等空间要素；忽视了雅俗文学互动的传统。

杨义用一种新的整体观与世界观给中国文学重新绘制了一张地图。

一是在时空维度上强化空间维度。比如，过去人们对北宋时期王安石变法大多是从时间维度出发，解析这场变法展示的是革新与守成的较量。如果从空间维度出发，这场变法背后闪现的其实是南北家族问题。司马光周围会集的是山西、陕西、河南等地的中原士大夫，他们安土重迁，根基深厚，文化态度趋于守成。而在王安石的周围会集着那些变法派的士大夫基本上是江西和福建人，王安石又属于从北方迁移到南方的家族，具有开拓和冒险精神。

二是在文化中心动力的基础上强化“边缘的活力”。边缘文化缺少禁忌，带有一种原始性、流动性。当中原文化僵化之后，边缘文化就会输入一种新鲜的带有野性的文化因素。唐代以胖为美，风气的根源在于唐朝王室是相当程度胡化了的汉人，马背上的胡人不喜欢弱不禁风的女人，唐朝文明是汉族和少数民族共同创造的。从《莺莺传》“始乱终弃”到《西厢记》“大团圆”的文学演变过程很有意味，杨义认为大团圆的结局只能够发生在女真人入主中原的金代，而不能发生在北宋和南宋，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打破了原本的伦理规范和贞节约束，少数民族以其独特的野性强力直接介入文化发展的进程。元人进来之后，带点野性和胡腔的杂剧就发展起来了。少数民族文学与文化，无疑给整个中华文明增添了异样的光彩。杨义认为公元前一千年世界上最伟大的史诗是《荷马史诗》，公元后第二个千年世界上最伟大的史诗是中国史诗。有了《格萨尔》《江格尔》《玛纳斯》这些少数民族文学史诗，中国绝对不是一个史诗的贫国，而是史诗的富矿，这就是我们的文化自信所在。

三是在丰厚的资料验证基础上强化精神文化深度。《史记》中“霸王别姬”是谁记录下来的？杨义认为这个故事很可能是太史公采访古战场时听当地老百姓所讲的，从中可见民间传统在民族文学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原载《北京日报》，作者张堂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