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连通唐朝的“长安三万里”

《长安道上：缤纷的唐人世界》董乃斌著凤凰出版社

玄宗贵妃奏笛图（明）

古丝绸之路贯通欧亚，是世界各国互连互通的“前世”开端。回首唐朝历史上的两条丝绸之路，无论是想要结交豪杰朋友，想要通过引荐、科考走向仕途理想的文人侠客，还是身怀才华珍宝、传播文化信仰、贩售奇异特产的番邦使者，他们都跨越地理阻隔，走过“长安三万里”，汇聚在唐朝。探索古代丝路文明，就是在触摸各国开放包容的历史。

从长安到地中海：陆上丝绸之路

从长安出发西行，经陇西道或河西走廊（今甘肃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出阳关，抵葱岭，翻过积雪皑皑的大山，度越广漠无垠的沙碛，便可以进入中亚。再继续西行，便到达西亚，乃至地中海沿岸各国，这样就把唐朝的国都和欧洲联系了起来。

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的名称虽是19世纪才由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提出，但这条漫长的商旅途程却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

据说中国的蚕丝早在公元前4世纪已传到印度；公元前3世纪希腊、罗马因从中国获得丝织品而称中国为“赛里斯（丝）国”。汉朝君臣曾致力于西域的开发。南北朝时期，丝路依然畅通繁荣。

贞观九年（635年），唐太宗派李靖等大将进击崛起于西北的吐谷浑，夺回并捍卫住了通往西域的通道——河西走廊。随后便连续用兵，取高昌、焉耆、龟兹，迫使称雄一时的西突厥向唐奉表称臣。于是唐朝在伊州、西州、庭州设立州县，在焉耆、龟兹、疏勒、于阗设四镇，归安西都护府管辖，后又设北庭都护府，辖理西域各地的羁縻州府。恢复安西诸州，始终是唐王朝统治者的关注点，也几乎是历代史家评论唐朝政治与国力的关键处。

这一切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西域的得失直接关系着丝绸之路的安危畅阻，关系着古代中国国际贸易的衰荣通塞。

丝绸之路是一条通商贸易之路。中国生产的绫罗锦绢等高级丝织品、纸张、陶瓷以及各种金银器皿，源源向西输送。而欧洲、西亚的许多物产，如葡萄、棉花、名马、宝玉和工艺品则经由活跃的胡商传入中国。长安的东、西两市以及洛阳、扬州、泉州、广州等大都会，到处可以见到深目高鼻的胡商以及随商队前来的胡僧、胡姬。华夏文化固然附着于精美的物质产品流向西域各国，西域文明乃至中亚、南亚的种种文化艺术、科学知识，特别是宗教，也不断东来，渐渐融入并大大丰富了中华文化。

汉唐两代开拓、捍卫丝绸之路，实行对外开放政策，还吸引来西域许多有用之才。其中有源出安国的将军李抱真、李抱玉兄弟；有源出于阗的著名画家尉迟跋质那、乙僧父子；有源出曹国、米国的音乐家曹保、曹善才、曹纲祖孙，米嘉荣、米和父子等。

舶来珍宝：海上丝绸之路

与沟通欧亚的陆上丝路相对应，唐时南方海外贸易通道，远至今日之印尼、爪哇、婆罗洲、斯里兰卡和印度，常被学者称为海上丝绸之路。南海郡诸商埠，特别是广州，便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登陆口岸。

早在开元初，为管理海商，便有“安南市舶使”之设，这就是后来势力很大的市舶司。市舶使多由宦官担任，但管理办法却由节度使规定，市舶司这个衙门，属于节度使的管辖范围。正因为这样，节度使的廉洁与贪婪对于中外贸易的兴衰也有着重大的影响。

先看一个著名的贪官。《旧唐书·胡证传》载：宝历二年（826年），胡证被任为广州刺史、充岭南节度使，“广州有海舶之利，货贝狎至。证善蓄积，务华侈，厚自奉养，童奴数百，于京城修行里起第，连亘闾巷。岭表奇货，道途不绝，京邑推为富家”。

这里提到“货贝狎至”“岭表奇货”，具体是些什么东西呢？不妨参照另一个岭南节度使传记中写到的“外蕃岁以珠、玳瑁、香、文犀浮海至”（《新唐书·徐申传》），以及梁太祖开平年间广州、福建的贡物龙脑、腰带、珍珠枕、琉璃、犀玉、香药、舶上蔷薇水、筒中蕉、郁金和杂色海味奇品等，便可大致推想得知。

由于盘剥过甚，有时不免使海商视到华经商为畏途，以致大大减少来华的船舶。《新唐书·李勉传》载：在他担任岭南节度使之初，“西南夷舶岁至才四五”，原因就在于前任长官过于“苛谨”而贪墨。李勉是个清廉之官，结果“明年至者乃四十余柁”，几乎增长十倍。由此可见长官的廉贪与对外贸易消长的关系是何等密切。

文学家韩愈曾在一篇文章中描述过广州外商云集的盛况：蛮胡贾人，舶交海中……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于中国。（《送郑尚书序》）

海陆两条丝绸之路的畅通，吸引大批外国商人来华，当时笼统称之为胡商或贾胡。这些外国人的足迹几乎遍于中国，有人甚至在唐朝入仕做官、结婚生子，不但自己终老唐土，而且子孙相继，逐渐归化。

大批胡商来华，不但运来本国土特产、手工艺品，而且必将贩回中国的工农业产品和外国稀见之物，商业贸易往来必然是双向的流动，其中应体现互惠与友谊的精神。所谓“胡人识宝传说”就是唐朝这一部分历史生活曲折而有趣的反映。

（原载《北京日报》，作者为董乃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