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年后，汶川大地震告诉我们什么

2年后，汶川大地震告诉我们什么

——专访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原副所长、研究员高孟潭

光明日报记者 杨 舒

12年前的5月12日，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地震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至今令人心有余悸。为追思同胞、警钟长鸣，全国防灾减灾日设立。2020年5月12日是中国第12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提升基层应急能力，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就此，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原副所长、研究员高孟潭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历史上的地震灾害表明，绝大多数伤亡都是由于房屋建筑倒塌。因此，建筑物防倒塌应是防震减灾工作的关键环节。”高孟潭说。他介绍，近年来，在全面加强新建房屋建筑抗震设防和老旧建筑抗震加固工作的前提下，我国推动了在地震高危险区域的抗震加固工作，以减少地震人员伤亡。然而，目前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他在大型地震带野外考察时发现，在我国一些大型断裂带上，依然有较大一部分房屋建筑抗震性能很差，其中包括一些正在建设的新住房。老旧房屋抗震加固工作的进展与中央的要求还存在差距。另一方面，我国城镇房屋建设的抗震标准总体上仍然偏低，农村地区抗震设防缺乏有效监管，在极端地震事件下，建筑物的抗倒塌性能仍不能说有根本保证。尤其在大型断裂带附近地区，这一点需要得到进一步关注。

回顾汶川大地震，两个山体同时滑坡将整个老北川县城覆没，当地遭到毁灭性破坏，这与县城建在大型地震断裂和地质灾害高危险性区域有很大关联。“因此，通过规划来防震减灾是最为经济和人道的解决方案。”高孟潭说。新中国成立初期，北川县城本位于湔江上游的禹里乡。但由于交通不便、匪患严重，县城外迁定在曲山镇。曲山镇位于湔江岸边，山清水秀，但两侧高山耸立。当时有专家曾指出“一旦高山崩塌，县城就会被‘包饺子’”。汶川大地震后，人们发现，老县城恰恰就在地震主破裂带上，后来的北川县城重建时，决定将新县城建在永昌镇，才彻底避开了已知的大型地震断裂带。“这表明城镇建设选址具有极端的重要性。我国是世界上板块内地震活动最为强烈的国家之一，类似老北川县城曲山镇情况的城镇有数百个之多，如何通过城镇建设规划减少人口在大型地震带上的暴露，是亟待破解的难题，也是最大的痛点。”高孟潭说。

“应急设施和指挥机构建筑对抗震救灾也极为关键，因此提升其抵抗极端地震事件的能力也需得到重视。”高孟潭介绍，以老北川县城为例，地震发生后，其县委大楼和县政府大楼在地震中倒塌。与抗震救灾密切相关的机构如县公安局、县武装部、县医院同时被震毁，通信系统全部瘫痪。同时，公路滑坡掩埋和无数巨石封住了通往县城的必经之路，大型救援设备无法进入现场。这些应急首脑机构和应急基础设施的破坏，使应急预案无从施展。这个教训告诉我们，针对极端地震灾难事件，应全面加强地震备灾工作，特别要采取必要的措施，提高抗震设防标准，确保应急相关机构、应急基础设施的震后功能或者能够快速恢复其功能。

高孟潭强调，我们也需要认识到，在大自然面前，人类对灾难仍知之甚少，因此亟待加强对大震巨灾孕育发生演化机理的科学研究。汶川所处的龙门山断裂带分为前山断裂、中央断裂和后山断裂。当时所有的研究证据都表明，后山断裂才是能发生8级大地震的断裂，汶川大地震却恰恰发生在龙门山中央断裂上，超出了科学家的认知。鉴于这类大地震发生的不确定性，现行国家强制性标准《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确立了极罕遇地震作用概念，并给出了相应的地震动参数，以便有关部门开展房屋建筑抗震设计时加以考虑。令人欣慰的是，越来越多的科研工作者开始关注极罕遇地震作用的防范问题，一些标准规范也开始加入了相关的条文规定。

高孟潭建议，从长远的角度看，亟待从城镇规划建设的视角，深入研究人口聚集地区大震巨灾孕育发生演化机理，加强大震危险性的识别和巨灾风险的评估，制定“一城一策”的大震巨灾风险防范解决方案，加强公众及其他利益相关方、责任相关方的大震巨灾风险沟通，让广大公众参与地震安全相关标准的制定和实施过程，让各相关责任方明确责任，并采取实际行动。只有坚持底线思维，做到“防得到位，准备充分，应对及时有效”，才能防止汶川大地震的悲剧重演。

（光明日报北京5月11日电）

《光明日报》（ 2020年05月12日 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