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的理论逻辑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的庆祝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两个结合”，这一重要论断随后被正式写入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中。2022年10月16日，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再次重申 “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两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成果、新课题，有着丰富的内涵意蕴和深刻的理论逻辑。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的内涵

毋庸置疑，“两个结合”源自“一个结合”。1938年，在“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命题，“一个结合”由此登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基于对“中国的具体环境”和“中国特点”的探索和认知，毛泽东在1939年的《<共产党人>发刊词》和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明确“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党的七大正式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这也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被同时确立。

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要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则同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的核心观点，是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个结合”的重要标志。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历届领导集体高度重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一重要原则，并将其作为一条极为宝贵的经验反复强调。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信“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隆重召开，“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振聋发聩，这一“基本结论”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向何处去”终于有了清晰而坚定的答案。1998年12月，在庆祝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年的纪念大会上，江泽民同志从十一个方面对党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经验进行了阐述，并总结“二十年的历史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全党最宝贵的财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被成功推向21世纪。2008年，胡锦涛同志在庆祝改革开放30周年的讲话中，把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归纳为“十个结合”，“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以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为改革开放提供理论指导”居于首位。这为“未来中国要走什么样的路”指明了根本方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充分表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两个结合”的产物。

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是面对不同时期的“具体实际”“具体环境”“具体特点”进行的开创性事业，必然要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不断提供思想启迪的价值以彰显其时代魅力。正是因为有了“一个结合”的经验总结，才会有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身地位作用以及其在历史进程中被需要被诉求的“两个结合”的深入拓展。

至此，“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的概念演进得以实现，这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高度自觉，也展现出马克思主义强大的生命力，同时表明，党对“两个结合”的要素环节、主要经验和基本规律等重大问题的认识在不断深化。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的内在逻辑

（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彼此契合

诞生于十九世纪欧洲的马克思主义，最初是以西方先进文化的身份进入中国的，并迅速地被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所接受，被中国人民所接受。自此，它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两种产生于不同时空的思想文化体系不断交汇融合，马克思主义在异域他乡的命运中生动演绎了它“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并非偶然。

1.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在精神品格上是相通的

首先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中华文明民本史观的相通。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所有实践的主体，这里的人是现实的进行实际活动的人，而不是虚构的人。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也是归宿，它的最终目的是始终为这一群体谋福利，相较而言，中华文明中的民本思想更为明显。自“民为邦本”始，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再到“载舟覆舟”，儒家思想非常强调民本的观念。道家也主张以民为重，老子说要“以百姓心为心”，管子的“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无一不是在说民心之于政权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提出“为人民服务”，“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等执政理念，就是二者结合的产物。其次表现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和中华文明知行合一的相通。“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理论，指引着人民改造世界的行动……实践的观点、生活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别于其他理论的显著特征。”中华传统文化中的“躬行”“践履”早在先秦时期就已有所呈现，比如，《论语》的开篇“学而时习之”指出了学和习的统一，对所学不勤加练习，停留于知道而不去践行，这显然是浅尝辄止，获取不了真知。明朝儒学大家王阳明认为，知行合一的关键不在知而在行，知是前提行是重点，知是行的开始，即“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中国共产党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自觉地将实践作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首要观点。

2.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在思维认知上是契合的

二者的契合，主要表现在思维方式上。一是整体性思维，它“不是对客观物质世界某一发展阶段、某一部分、某一方面的反映，而是对包罗万象、充满矛盾的物质世界整体的本质和发展规律的科学反映。”比如，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知，马克思主义强调自然不是人之外的自然，人也不是自然之外的人，二者不应被割裂开，而是有机整体。当然，整体性思维不仅仅表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处理中，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世界的共生性都诠释了这一认知方式。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是从对立统一视角来表现整体性思维，那中华文明则是从一体关联和合统一的角度来理解人与世界的。二是辩证思维。马克思主义立场下的辩证思维是指运用唯物辩证法去分析和解决问题，即运用普遍联系的、矛盾运动的观点对待客观存在的事物。这种思维方式从未断裂，早已铸成心理符号，印刻在中国人的文化基因里。

3.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在价值追求上是一致的

价值追求包含两个重要元素，即“为了谁去追求”和“追求什么”。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文明在这两个方面都表现得极为一致。第一个方面，“为了谁”。马克思主义站在全人类的立场，去思考超越了地域空间、种族肤色等关系到整个人类的前途命运问题，充满了浓郁的普世情怀，它以解放全人类为价值取向，超越了资本主义狭隘的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民族性，打破了以金钱资本为基础的个人利己主义。这与中华文明提倡的天下观十分吻合。“‘天下’是包含着中国与四方总合的地理概念，是包含着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空间概念，也是意指‘大一统’‘夷夏秩序’的政治概念，还与家国一起构成中国人最深切的价值情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植根于此，全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即所谓“天下一家”。第二个方面，“追求什么”。马克思主义把共产主义作为最高的社会理想，在那里，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人们的物质财富得到极大丰富，因此，人的权利最大限度地得以尊重，“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现实常态。共产主义理想并非空想，它来源于由人类自身创造的劳动实践，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憧憬。共产主义最初传入中国并为普通的老百姓所接受，从而建立起广泛的群众基础，与中华文明蕴涵的大同理想，与中国人自古以来孜孜以求的理想社会图景不无关联。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互相成就

受马克思主义影响而形成的社会主义思潮和科学社会主义都开始于西欧，但最终并未成为有影响力的、能够改变国家前途命运的指导思想，相反，沦为了边缘性的社会思潮。中国共产党这一百多年的风风雨雨，早已告诉世人，正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的互相成就，才使得“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

中华文明滋养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国家水土不服，从根本上说是因为缺少发展的土壤，但“中国民族和它的优秀传统中本来早就有着马克思主义的种子。从老子、墨子、孔子、孟子，以至于孙中山先生，都希望世界上有‘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能够出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以马克思的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为滋养料，而从中国民族自己的共产主义的种子中成长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华文明的滋养下，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展现出无比强大的生机活力和无限广阔的发展前景。

马克思主义激活了中华文明。近代以来，中华文明在蒙尘中苦苦抗争，“在最危急的时刻，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激活了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创造的伟大文明，使中华文明再次迸发出强大精神力量。”马克思主义真理揭露了罪恶，唤醒了被压迫的广大劳动人民，将无产阶级组织起来，成立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党，通过暴力革命推翻腐朽政权，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

（陈娟 作者单位：咸宁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