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艺术”与之于艺术的不懈追求

“徐艺术”与之于艺术的不懈追求

——徐志祥老师印象记

金戈

2022年深秋的午后，忽然接到徐老师打来的微信电话，告知有学生要编一本关于他的文集，纪念他耕植于鄂南教坛几十载的岁月。由于收入文集的文稿大都是他任教蒲圻师范和咸宁师专时学生写的，编者要求有几个他任教武汉大学时的学生且是鄂南籍并在家乡工作的学生写写徐老师的文章，一来增加文本的层次；二来留点且听下回分解的悬念。老师说有一个名额就给你了，老师不由分说，我也没有理由推辞。老师之所以把写他的一个名额给我，正如他所说，我是鄂南人，是武汉大学毕业后又回鄂南工作直至退休的学生。其实，武汉大学毕业回鄂南工作的他的学生不在少数，为什么偏偏选我。我想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是我一直在媒体工作，且一直在动笔写作，似乎写起来更顺手些；再就是媒体人的视角多少会客观一些。总之，徐老师交给我这个“光荣”的任务，多少是有所期待的。因此，我也就不敢懈怠，除了重新翻阅自己读书时的笔记，努力回忆在学校的点点滴滴，便是急用老师寄过来的几本著作，试图获捷径疏通与老师的对话渠道，尽可能地接近老师，当然，最好是能透过文字窥见那颗永远奔跑在路上的心灵。

（一）

最初见识徐老师，是他在课堂上板书的一个“艺术”的背影。湖蓝色的上装，下着米色休闲长裤，脚蹬一双白皮鞋，这装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已经是很潮了，尤其是他那一头齐耳披肩的卷发，像马克思画像的那种，脑门中间稀松，四周黑里染灰。那是个秋日的下午，在靠校门的教三楼第二个坡梯教室里，由于窗外葳蕤的法国梧桐树影掩盖，教室光线有点暗，衬托得他的那个背影特别突出。我可能是午睡过头迟到了，没能赶上徐老师课前的自我介绍，就悄悄地弓着身子找了个靠门边三排的位子坐了下来。当徐老师转过身来，我才看清他清濯的面庞，圆圆的，戴着一副宽边的玳瑁眼镜，厚厚镜片后面，看不清他的眼神，总觉得他的目光掠过了自己的头顶，专注着后排。加之他不拘言笑，讲话声音略带唦哑，中气撞击着这种气场，便是磁性，因此抑扬顿挫、逻辑感强的语境氛围的营造，使得他的表达没有废话，全都是精心准备组织的，只要稍加整理就是文本教案。同时，再看黑板上的课目标题：影视艺术概论。加之他的板书粉笔字中规中矩中透着灵动，棱角分明里尽显俊秀，单个好看好认，成排则潇洒飘逸，只是末梢微微上翘，有点儿骄傲的样子。于是，我在心里感叹：这个老师很”艺术”。下课后，我把自已的感受讲得同寝室的同学听，大家都颇为认同，便给了徐老师一个“徐艺术”或“艺术徐”的雅号。

那时候的徐老师，大约四十五六岁，正值壮年，激情饱满，浑身洋溢着艺术家的气息。尤其是课堂上他常常是口吐莲花般地说出了一个又一个我们从未听到的新鲜名词：蒙太奇、镜头感、画面造型，电影美学中的熔铸、基调、情趣、氛围和煽情形态……等等，以及他对电影画面语言的解析，光影艺术的阐述和电影演员的行为表演的评价，使我们从看电影听故事，向看电影知赏析，带领我们迈入了影视综合艺术的门坎。这对于一帮广播电视专业的学生来说，是何等受益匪浅，又是一种何等的艺术熏陶和艺术享受。于是，很快他的课便深入人心大受欢迎，不仅本年级学生没有逃课的，外院系蹭课的师兄师弟日益增多，常常是一个百十人的大教室被填得满满当当的，有时连走道上也坐了人。

徐老师讲课的节奏行云流水，新观点多，知识点也多，既有理论又讲实践，特别是对一部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影片进行多侧面多角度的讲解分析，不仅引人入胜，而且极易引起同学们的共鸣共情，每每下课铃声响起，仍感觉意犹未尽，我重新翻开读书时学习笔记，居然发现徐老师所带的《影视艺术概论》《影视文学创作》两门课，在众多笔记中是篇幅记得最长的，我们班还有同学将徐老师课的课堂笔记装钉成讲义小册留存。（多年之后，我们看到徐老师的教材《影视艺术论说》，就是课堂讲授的结晶。只是更为经典了，值得收藏。）

徐老师在课堂上与同学们互动的不多，大多是他在台上滔滔不绝地讲，大有忘情今夕何夕的意味，我们在下面拼命地记，课堂上只有他那磁性的男中音和课桌上数十枝钢笔的“沙沙”声在回旋荡漾。他偶尔也提问，却大都是突兀的、冷峻的，而且是很冷僻和专业的问题，往往让人猝不及防而窘境顿生，如果跟不上他的讲课节奏和进入不了他所营造的语境，多半难以回答出来。譬如：解释电影《英雄儿女》时，他会问：王成喊向我开炮时，前面一句是什么，为什么要加上前面这句话，其表达了一种什么样的艺术意义？电影《上甘岭》的女主人公在坑道为战士唱《我的祖国》表现了什么样的美学形态，对艺术氛围的营造起什么样的意义？凡此种种，让你在他营造的课堂艺术中摸爬滚打，跌跌撞撞。其实，也正是这种课堂艺术魅力，深深地吸引着我们随着老师的指挥棒去感知影视艺术现象，思考艺术内涵的缘起，探索艺术发展规律的嬗变。

（二）

徐老师的影视艺术观是唯美也是唯现实主义的。至少，我是这样认为。记得有一次他给我上实验课，播放了一部名叫《啊，草原》的记录片，整部片子呈现出的草原广袤而又绚烂，蓝天、白云、羊群、骏马、草垛、小花、泉水和溪流，通篇没有一句解说词，只有流动的画面语言，通过平行蒙太奇的切换，伴随着舒缓悠扬的音乐和风吹草低的同期声，向人们诉说着古老草原的浩翰、博大和孕育无数生命的无私。草长莺飞，草枯结实，四季轮回，茁壮成长，将大自然的馈赠以一种生命哲学的形态表现出来，令人在唯美的享受中于无声处听惊雷。记录片连放三次，然后徐老师先谈自己的感受，讲解记录片的叙事结构，以及审美形态的形成。然后，再与同学互动，记得那堂课先是寂静无声地观看影片，继而是争先恐后的发言讨论，课堂气氛十分活跃热烈，使我们也深深地理解了影视是“光的绘画”、“活动的雕塑”、“可见的音乐”和“具体化了的文学”的真正内涵。他的影视唯美艺术观管窥其中便知全豹，在他后续由长江出版社出版的《镜像拼贴》和《银屏续语》两书中得系统呈现，并成为多所高校同专业的参考教材。乃至时过三十多年后我回想起那部艺术唯美的记录片，依然历历在目，其风格流派，不仅直接影响着我在日后工作中写作拍摄专题片时的唯美价值取向，甚至还间接影响到我的业余文学创作。有许多读过我小说的朋友对我说，你的小说画面感强且很美，稍加改编就可以搬上屏幕。这不能不说是深受老师的影响了。

徐老师的影视艺术观也是唯现实主义的。记得上世纪八九十代间，电视逐渐进入百姓家，省市县三级大办电视方兴未艾。业界曾经就“电影与电视是同一种艺术”论断，存在着两种完全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从电视剧的长度、电视节目的维度、电视直播的“即时性”、电视传播平台的快捷性和广泛性等形态，否定电影与电视的同质性。为此，徐老师专门著文，从同样的塑造艺术形象的手段、同是制作艺术、艺术发展的合流和从行政管理上也可见电影和电视合流的现象四个方面，论证电影与电视是同一种艺术的立场。他认为，从艺术本体论，观众看到的电视剧同电影一样，是以画面和音响为媒介在荧屏上运动的时间和空间里创造形象，以达到再现和表现生活的目的。

至于电视画面形象所显示出的“现在时态”，那是观众在接受时的一种感觉。电影被观众接受时，也具有这种“现在时态”的特征。画面形态，它始终是现在时的……因此，任何画面都是现在时的，至于肯定完成时，过去未完成时，未来时都是我们面对某些已经被我们学会看懂其含义的电影表现手段作出判断的结果。这一精辟的论述多年之后才觉得它的深刻和深远，老师说了这是影视艺术的魅力所在，得慢慢品味、久久论述的！

从电影和电视的发展过程而论，亦可看到二者在艺术手段方面的合流。而电视脱胎于广播和能够实施现场转播的这一特点，使得电视片带有较强的“新闻记者”的色彩，这促成了电视剧“纪实风格”的发展；加之电视每天固定的周期性地传播时间和接受方式，给长篇艺术巨著的表现提供了极便利的条件，于是电视连续剧和系列剧就成为电视艺术特有的品种。尽管有这些差异，但从文化渊源看，电影和电视都要强调人物和环境的造型意义，它们与摄影艺术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同属影像文化的范畴。

当今，电影制作不论采取什么样的管理方式，最终电影会依赖电视的传播而得到“播映面的日益扩大”的好处，进一步促进电影创作的繁荣。所以，在电影艺术史上，电影和电视的对立很快将成为陈迹，而电影通过电视传播继续繁荣发展，必将成为电影发展史上新的重要一章。为此，他的专业论著《影视艺术论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成为大专院校同专业的首选教材。

（三）

徐老师的艺术源自于深厚的社会实践和炽热的情感积淀，并毕生为之孜孜不倦的追求。1965年，他从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被分配到设在当时的咸宁地区蒲圻县下辖的羊楼洞古镇上的蒲圻师范任语文教师。那时的他二十岁刚出头，青春洋溢，活力四射。别看该校地处偏僻，在当时的咸宁地区中、可是数一数二的“高校”，多少乡村学子无比憧憬的圣洁殿堂。学校旁边有座名叫松峰的茶山，海拔不算高，是他课余和假日常常登临赏景的最好去处，也是他每日都可推窗远眺的美景。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一入此山，登高远眺，眼前一片葱茏，惟馀莽莽，顿觉天地豁然开朗，众山犹小，禁不往悸动心潮，激情澎湃。于是作为中文系且热爱写作的学生，便有诗歌、散文、小说的创作冲动，并有不少的存稿。后来由于教学的需要，也可能有学校生活局限的因素，特别是编辑校刊时，他总觉得不能只是文章的拼贴，在引导舆论上缺点什么。于是，就试着写评论，先写校刊“本刊评论”，后写体育评论，继而便是电影评论。其实，早在学校刚刚毕业时写的、1965年8月25日的湖北日报•东湖副刊上就发表了他的电影评论处女作——《横扫千军如卷席——重看影片<南征北战>》，就已经初见端倪。在蒲师的写作，大都是为了教学相长。当时的教研室有个规定，师生一起每看一部电影，语文教研室的老师就要写篇读后感，用毛笔誉抄到宣传栏《学语文》上，以启发学生的理解。谁知写完了第一篇，便有了第二三，一口气一个学期居然写了九篇，并因此成了业余影评员，且还当上了校刊先是《前哨》后改名《新蒲师》的主编。

1969年元旦刚过，学校响应地区搞“斗批改”的号召，过完春节，徐老师就被统一安排进了位于咸宁白云塔的咸宁地区向阳湖五七干校接受劳动锻炼。四年的干校生活，他年轻，积极上进学会了全套农活技术和农民生活技巧，同时书亦未少读，除了“马列六本书”外，干校图书馆里的一批外国历史书（内部版）和苏联小说成了最好的精神食。四年时间，他不仅整理了一本厚厚的《向阳湖日记》和诗集《向阳湖呵》（均未能公开出版），成为研究那段历史的第一手宝贵资料，而且结识了同在干校劳动锻炼的咸宁师范校长魏星桥，也正是魏校长的坚持，他才能重回蒲师和咸师合校后的咸宁师范，后升格为武汉师范学院咸宁分院。

这里同样有座山，名叫凤凰山，在这里徐老师犹如一只振翅展翼的凤凰，在他钟爱的理论领域不懈奋飞。主业的教课，他不断挑战自我，主动担当理论性较强的《形式逻辑》、《文学概论》等专业课的教学；业余时间，他则从事影视艺术理论的系统化梳理和研究，并先后在《文学评论》和《电影艺术》等国家级理论刊物上发表专业论文，引起学界的重视和关注。1983年7月在北京举办的第一届“中国高校电影课教师进修班”，作为师专教师的徐志祥，为期一年进修的看片食宿费，居然是《电影艺术》杂志社资助的，也是该届学员中的特例之一，《电影艺术》的一次善举，成就了我们的一位合格的高校电影课教师。

也正是徐老师在影视艺术界的影响，1988年9月，成立才五年的武汉大学新闻系，计划开设广播电视专业，急需影视艺术造诣深厚的教师，徐老师也就自然而然地一脚跨上珞珈山，开始了我们一段难忘的师生缘。其实，在学校时交往并不多，大都是讲完课他就走了，到下次课再见面，交集大都停留在课堂上的互动和课间休息时的短暂交流。最热烈的交流是我们班毕业宴会上，徐老师彻底放开，喝得酩酊大醉，还是班上两位同学亲自护送徐老师远赴南湖边的家中（当时，徐老师还住在师母工作的中南政法学院）。真正交往多是毕业之后，我在咸宁市级媒体工作，他对咸宁深怀感激之情，二十三年的青春岁月，不仅成熟了自己的理论思想，而且播下深厚的青春友谊。他曾调侃自己：一执教鞭便教“大学生”。当时，农村的孩子读书晚，读到初、高中毕业已经十八九岁了，在蒲师的学生大都已经成年，少数的已过二十，也只比老师小两三岁；在咸宁师专，七七年恢复髙考，更有一帮“大学生”的年龄与之比肩。这些学生几十年后已成一方中坚，遍及咸宁政商工学各界。所以，他每到咸宁便是一次同学的大聚会，师兄师弟众星捧月般簇拥着他，他既是敬酒的中心，又是拼酒的“引线”，还是罚酒的判官，更是飞觞的行酒令。他不善饮，却特别沉醉于那种自己营造的热腾腾、熏然然的酒文化氛围，往往是师生在推杯换盏中重温友谊，依依惜别；师兄弟在觥筹交错中豪情激荡，满意而归。那份天下桃李的际遇，慕煞旁人。

同样，他对咸宁这片热土爱得深沉。退休后，每年他都要到咸宁采风，近几年除了出版三本影视艺术专著外，还出版了三部长篇小说《天岳关祭》《药菇山颂》和《红豆杉诔》，分别以咸宁通城、崇阳的县城风情为创作背景，通过小说宣传推介咸宁。他说，我无以回报第二故乡咸宁的养育之恩，希望有生之年能为咸宁的每一个县（市）写一本书，至今已出版了写两个县的三本。尚有四本正在准备出版中，其中写我的家乡通山的《九宫山恋》，已经有了初稿。要知道已是耄耋之年的老师，且是经历过两次“鬼门关”般的大手术，死里逃生走过来的人，却依然精神抖擞，豪情满怀，又一次跟我聊起他的五年计划：除了你家乡的那本书，还有两本带研究生的专业著作，这些书不出版，哪怕多老，仍不敢死、更不能死。

这就是我认识的徐老师，永远奔跑在艺术追求的路上，孜孜不倦，向阳生长。

     2022年12月30日于温泉

金戈，本名金礼山，通山籍，武汉大学新闻系毕业，资深媒体人。业余文学创作，涉及多个门类，迄今在全国多家报刊发表文艺作品百余万字，获奖十余次，出版中篇小说集《谁是赢家》。系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湖北省社科联委员、湖北省向阳湖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第三届咸宁市高层次人才，曾任多届咸宁市作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