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于明美文】诗魂悠悠烟雨中

——怀念著名乡土诗人饶庆年

庆年兄走的时候我没有去送他。我当时遇车祸躺在医院里。朋友来看望时告诉我：他本来是约我一道去蒲圻（今赤壁）参加庆年兄的追悼会的。朋友见我在病中，故意说得很轻很淡。可是，我还是被这突如其来的噩耗重重击伤，刀口的疼痛骤然加剧，更有心口的疼痛。我只有拜托朋友送庆年兄上路，祝他一路走好。

庆年以《山雀子噪醒的江南》等诗，仿佛一夜之间升起在中国诗坛的星空，并旋即掀起新时期乡土诗的热浪。作为同在“江南”写了几年乡土诗的我，一下子被他的诗震撼了，照亮了。他那支魔笔构筑的烟雨空濛的氛围与我的故乡竟是这么相似，他在诗中表现的复杂心境亦与我如此吻合。我对他的敬慕是自然的，因此很快有了鸿雁往来。1985年初冬，我在阳新文化局工作，跟诗友徐鲁住一个院子。经徐鲁推荐，庆年让我去蒲纺商谈编辑出版《屈原诗丛》事宜。此时他已诗名远播，在他的麾下已簇拥着许多崇拜者。为帮助鼓励他们，庆年主编了《屈原诗丛》第一辑。因为实在太忙，第二辑决定让我来主编。这是庆年对我的信任。

我从阳新坐班车辗转找到庆年的家中。庆年不在家，他妻子接待了我。我又赶到他上班的“蒲圻报社”。那天风和日丽，庆年给我的脸色亦如是，其质朴也正像他诗中的青石或山树。我从他那儿拿来了寄自全国各地的十几位作者的诗稿，有洪烛、毛翰、新岸、翟宗法、刘明恒等。我不敢辜负庆年的重托，花了几个月时间，终于编印出了《屈原诗丛》第二辑。样书送到庆年手上，庆年对质量非常满意，浓眉外展，笑口的裂度很大。那天，我们在蒲纺一处餐馆小酌。酒过三巡，庆年的话闸打开，洋洋洒洒。我这才发现平素沉默寡言的诗人竟如此健谈。当然，话题还是他的乡土诗以及中国乡土诗的现状和走向。

庆年“一诗定乾坤”，好像有点侥幸，其实，他没少生活上的磨难和诗路上的曲折。我在了解了许多以后，对他的钦佩更增添几分。庆年先后给我签赠过《山雀子噪醒的江南》和《TD的情人》。可是庆年不会想到，我对他的诗作曾做过一种“庖丁解牛式”的阅读，一段一段、一句一句地分析。其时，我也在《诗刊》《星星》等各大诗刊上发过不少诗作，大小也算是个“诗人”，竟然做出这种傻事来。因为诗是不宜这样读的，这样容易破坏诗的整体意境。也许是为了更好地吸收营养吧，我把它“剁”得细碎细碎的。这样庆年的诗是受了委屈，可我实在增进了不少营养。我这样做其实还有一大作用：当时我身边也有不少追慕文学的年轻人，他们有的懵懵懂懂，有的眼高手低，冷不丁他们问我：饶庆年的诗究竟好在哪儿？我就把我“解构”的饶诗给他们看，让他们信服得五体投地。很显然，我愿意对饶诗做如此“细活”，根本的原因是我对庆年其人其诗的十分看重。在我的眼里，他是当代文学史上值得重笔勾勒的一位诗人，他的诗创造了新时期中国乡土诗歌的一个高峰。

人生中含有许多遗憾，而所有遗憾都是无法弥补的。庆年离开故乡去南方发展后，我们见面的机会就少了。偶尔回来一趟总是匆匆如闪电。不过，关于他的消息总还没断，方方面面，五花八门，说他弃文从商了，说他江郎才尽了，说他离婚了……但我就是坚信一点：庆年是在追求他认为值得追求的东西，这追求是艰难的，也是幸福的。

1993年夏天的一个中午，我下班快走到家门口时，迎面碰上了庆年。他一身风尘仆仆，面容很有些憔悴，腋里夹一个小包。彼此惊喜一番，我请他到家中一坐，他却执意要走，说是有急事。当时正放学，中小学生像潮水贴着身边涌流而过，我们像两块坚持着的礁石，简单地互问了一下近况，当然没忘问诗。他说他写得少了，但还在写，我说彼此彼此，两人就匆匆分手了。谁也没想到，这次短暂的邂逅竟是我们的最后一次见面。后来我老是想，如果我当时更执拗些，强留他去我家小坐一会，对饮几盅，畅谈一番；如果我们谈到不要太累，不要透支生命；如果我劝他在外闯荡特别要保重身体；如果他听了我的劝告，有病早治，无病早防，他也许就不会积劳成疾英年早逝了。

庆年走了，仿佛又没走。这些年我们照样经常谈到他，特别在谈到鄂南诗坛，谈到湖北乃至中国的乡土诗时，就举庆年为例，就举他的诗为例。前不久，中国作协寄来今年第二期《作家通讯》，里面有一则通知，通知这些年没有收到该杂志的中国作协会员告诉准确邮寄地址，名单上赫燃写着“饶庆年（深圳）”。我看后大吃一惊，居然他们认为饶庆年还活着？还在设法同他联系？我真的不愿意这是该杂志的疏忽，倒是愿意相信饶庆年真的还活着，相信他还在深圳，或者在其它的哪个地方忙碌着。

是啊！“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饶庆年的身躯走了，可他的诗魂还活着，活在他的故乡山水间，活在他的“山雀子噪醒的江南”，活在他描画的“一抹雨烟”中，活在所有尊敬他仰慕他怀念他的人们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