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坨香满天

朱丽平(通山)

如今我家吃包坨，有些像酒徒吃酒。每逢佳节，或有朋自远方来，或闲遐无事，只要嘴巴一馋，皆是由头。

然而物质匮乏年代，包坨在我家是不到除夕不见踪迹的。它同喂养到腊月二十几才肯屠宰的牲猪，红红火火的春联，大年夜恣肆烧旺的炉火前呼后应，踩着细碎的步子闯进门来，颇具仪式感。

一只包坨的好赖与口感如何，关键在于猪肉的口感和制作坨皮的薯粉。儿时我对母亲养的猪没有好感，往往是猪在圈内发出胡吃海喝般畅快的“嘡嘡”声，母亲才想起孩子的裤腰带紧了又紧。天黑了，妹妹失去等饭的耐心，困极，饿极，因而老在半梦半醒中进食。母亲把她放在靠背椅上，一勺勺往小嘴里送，故意逗弄，汤勺不时偏向两边嘴角，妹妹的脸就拼命往两边侧歪，明明挨着了，母亲有意将汤勺移开。母亲的行为让她重心失衡又有些惊慌，努力撑开眼皮想看一究竟，终是无力地闭合，嘴巴还在有一下没一下地咀嚼。

每天睁眼醒来，母亲给我的总是一个躬身的背影。剁薯藤，扯猪草，挖菜地，再不就在灶台上捣弄猪食。她仿佛是一匹以猪为轴心不断旋转的木马。在我精浅的认知里，一头猪的地位永远高过任何家庭成员。嫉妒、烦闷、苦恼犹如佐料掺进童年的一日三餐。年里，外公把牲猪宰好，用新鲜棕叶仔细串挂，刚刚摆上屠案的鲜肉哪块留给外婆，哪些腌制腊肉，哪块用来解救孩子心头之渴，母亲从不混淆。眼前一摊猪肉，让许久不笑的母亲脸上爬满灿烂，她显然对一年来辛苦劳作取得的成果满意。在她的好心情下我们得到实惠，多日不知肉味的味蕾舒缓开来，生活突然赛似神仙似的美滋滋。

母亲千瓢潲万瓢糠地喂，猪肉口感无可挑剔。如今就薯粉来说，十元一斤随时可以买到质量超好的，而在故乡东港，一只普通的红薯是来之不易的。

由于光照期短，地气潮湿，一块耕作了两年的山地，到第三年若再种红薯，表皮和内里被地虱蛀蚀得百孔千疮。要想培植出供人裹腹的红薯，必须开垦新地。冬日的雨雪天气无法进林作业，父母就到早已割晒烧好的茅山开垦新地，以作来年栽插红薯之用。石磨般的芭茅根盘，盘根错节的树根，石头，蚁穴蜂窝，锄头磕碰什么就要解决什么。父亲撬一块顽石，太阳穴和手背青筋条条突起。母亲挖一通树根，脸颊通红，手掌也红，泥浆溅到裤腿又流到地上。收工了，地上深深浅浅的脚印，一个脚印一窝泥水。泥水在我眼里是父母恣意横行的汗水，歪斜的脚印是土地侧起耳朵在与父母窃窃私语。新地作了红薯的温床，风霜雨雪是它吮吸的乳汁，鸟语与花香为它日夜弹奏催眠神曲。嫩嫩的茎，沾上泥就生根，新叶、藤条蔓延，团团墨绿很快盖满整块地。红薯由根系长成卵状，直到拳头大，碗口大。一阵秋风扫过，随着父母吱嘎作响的扁担，沉沉地回了家。接下来，连续数日抢好天气打薯粉。蕴藉着天地灵气和日月精华的薯粉，终于成了母亲做包坨的宝贝。

母亲做的包坨内馅要求鲜美，外皮讲究浑圆白亮。馅料各自比例多少，颗粒多大，母亲绝不含糊。那时包坨里的馅料品类较现在少。细数一下大概少了香菇、虾米、胡萝卜、姜米以及耗油、香油等，如今这几样食材在当时偏远的乡村，竟像人参鲍鱼一样难以寻觅。肥肉，瘦肉、油豆腐子、花生米、笋干必不可少。母亲如做女红般耐心不厌其烦。切碎后的馅料装入容器，如在神龛前摆放供品一样小心翼翼。蒸芋头、揉粉等工序统筹安排，炒馅要炒到恰恰好，粉团要揉到不粘手。父亲在一旁端着书卷津津有味地翻动，只等母亲一声召唤，他便捋袖帮忙。

浑圆的包坨在锣罐里翻腾，满室清香漫漶。味蕾在汹涌，嘴角似有一泓清泉不由自主地流淌。撩人的感觉一直持续到包坨随着甜甜的肉粒扒拉进肚腹才算终结。一碗最多盛两个的包坨，年幼的弟弟一口气吃掉四五个。我那长期被萝卜青菜填充惯了的胃肠道，猛然被油星浸染，第二天稍稍哈气，喉咙满是适意的味道，如同茶杯里不断涌现亢奋的雪沫与乳花，几日消散不了。

这些年母亲包的包坨，个头比原来小，更加看重营养搭配。可是，我还是怀念贫朴年少时，与父母一起做包坨、吃包坨的那份温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