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母亲河的赞歌 ——品读《长江文明》

日前，中信出版集团推出著名历史学家冯天瑜等人撰写的《长江文明》一书。在世界大河文明的版图中，作者把长江文明与其他大河文明交相比较，展现共性与个性，仔细辨析了长江文明复杂演进的悠长历程。与此同时，又全面梳理了长江流域的认知史，大胆突破前人研究中相对固化的区域意识，在世界文明和中华文明发生、发展、变迁的大格局中重构长江文明的整体性认知，依次生发出时间、空间、自然、文化多个维度叙述长江文明的新意。

长江，这条滋养中国众多省市百姓的母亲河，对华夏民族繁衍生息意义不凡。长江文明，这部蕴藏古老中华传统文化的大书，为我们继往开来做了深厚的积淀。

1 成为中华文明的共同祖先

作为一部从世界文明高度建构长江文明整体性认知的学术著作，《长江文明》在篇章结构上采取了自然与人文并重的处理方式。

受制于副热带高压，北纬30度线附近多为干旱少雨地带。古埃及、古巴比伦和古印度的早期文明全凭大河的灌溉，建立在需水量相对较少的旱作农业基础之上，水利工程的重点皆在灌溉工程。而位于东亚大陆的长江流域则是一个特例，西部耸立的横断山脉、青藏高原，将来自太平洋温暖湿润的东南季风拦在其东部，形成了一块北纬30度线附近不可多得的雨量充沛地带，使之具有充沛的淡水与丰富的热能，故长江流域是中国乃至世界经济、文化最具发展潜力的区域。

温暖湿润的长江流域，适合种植需水量较大的水稻。而稻作农业无疑较之旱作农业需要更高的技术和更精心的管理及加工手段，这或许正是5000年前的长江下游良渚文化出现远超同时代其他文明的精美玉器、漆器和丝织物的重要原因。

不过，丰沛江水也往往会造成严重的洪涝灾害。在生产力相对低下的史前时期，为避洪水，长江流域的先民大多避居于人力相对可控的一级支流甚至二、三级支流附近，并且不遗余力地修建防洪疏导工程。所以，长江流域的早期文明散落各处，上、中、下游的史前文明相对独立发展，各地的水利工程建设也都侧重于防洪。

长江流域持续不断的防洪疏导水利工程的建设，形成了因势利导的水利工程传统。春秋时期，长江流域的云梦通渠、巢肥运河、胥溪、胥浦、百尺渎、古江南运河、邗沟及菏水等运河工程，都充分利用了天然河道，再辅以开凿、连接和整治。在战国和秦朝时期，又诞生了都江堰和灵渠因势利导的两大水利工程典范。

就大河与文明延续的关系而言，长江流域也较尼罗河、两河和印度河为优。四通八达的两河流域，很早就成为古代中东各民族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文明竞技场，几起几落，最终无法阻止文明的中断。印度河流域的达罗毗荼人也很早就遭到北方游牧民族雅利安人的持续军事打击，导致古印度文明早早中断，之后在雅利安人的主导下开启了新的文明进程。在古代交通条件下，地理位置相对封闭的尼罗河流域，其原住民虽较长时间内保持了独立性，但终究无法摆脱希腊化和被阿拉伯人替代的命运。长江流域所处的东亚地区，地形相对封闭，因流域内部交通不便，上游(巴蜀)、中游(荆楚)、下游(吴越)居民的活动区域相对固定，早期文化在各自相对独立地发展了一段时期后，最终相互融合并汇成中华文化的海洋，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在此后的历史进程中，长江曾多次回护中华文明，使其绵延不绝。

2 见证中华文明源远流长

20世纪初中国考古学起步阶段，黄河流域接连不断的重大考古发现，使黄河是中华文明母亲河的固有说法得到科学的印证。20世纪中期以来，随着长江流域新石器考古工作的不断推进，长江同样是中华文明母亲河的认知在学界逐渐达成共识。《长江文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客观阐述了中华文明多元生发的历史进程。

自4000年前的夏朝直至1000年前的宋朝，位置适中、气候适宜、物产丰饶的黄河流域长期扮演着各大中央王朝，乃至南下游牧政权的核心统治区和基本经济区，黄河流域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超过长江流域。汉文化的核心地带长期处于黄河中下游，汉民族的政治和文化活动以黄河及其最大支流渭河的河谷为轴线，呈东西向，中国的几个著名古都长安、洛阳，乃至后来的开封等，皆分布在这一轴线上。如轴线西端、渭水之滨的长安(今西安)，自公元前11世纪的西周镐京开始，迄于隋唐长安城，先后做过13个王朝的首都，历时1100余年，位列我国七大古都之首。再沿轴线东移，至于洛河(古称雒水)北岸的洛阳，自夏都斟鄩至五代后梁、后唐、后晋洛阳城，亦为十三朝古都，历时不短于长安。

靖康之乱过后，即便经济文化重心已经彻底转移至长江流域，都城的位置也由原本的沿黄河—渭河河谷的东西轴线移动变更为远离黄河流域的南北轴线移动，但黄河流域作为中华文化发祥地、中原正统的地位并未动摇。

20世纪20年代初，以田野发掘为标志的现代中国考古学首先用力于黄河中下游仰韶、龙山、大汶口等新石器文化遗址，以及安阳殷墟等商周故城的发掘，发掘成果多与《尚书》《左传》《史记》等传世史典对先夏及夏、商、周三代文化在黄河流域繁衍的记述相合，遂进一步强化了国人心目中“黄河流域是中华文化发祥地”的认知。

20世纪中期，考古工作推进到长江流域，一批重大考古发现证明:长江流域的新石器文化并不比黄河流域时间晚、水平低。20世纪70年代，浙江余姚发现河姆渡文化，其人工驯育稻谷的时间推定为距今七八千年。20世纪90年代，湖南道县玉蟾岩还出土了距今万余年的人工驯育稻谷，早于黄河流域的粟作产生的时间。可见，长江流域的早期文明同样是中华文明的核心组成部分，长江也是中华文明的母亲河。

3 实现“苏湖熟，天下足”

冯天瑜在《中国文化生成史》中指出:“几千年来，中国文化的中心多有转换，大体沿着自东向西(从河洛向关中)，继之又由西北而东南的方向转移。”在近代，“文化中心进一步向东南转移。东南沿海成为中国近代文化的能量发散中心”。长江流域在经过距今4000年前后的低谷期之后，一度丧失了中华文明总进程引领者的地位。但长江流域的自然条件整体上优于黄河流域。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北方人口多次因战乱南迁，长江流域不断得到深入开发，逐渐超越黄河流域，成为中国的经济文化重心。

在夏朝稍前的原始社会末期至商末，当时的原始农业以木石农具为主，技术简单，黄河中上游的粟作农业依托肥沃疏松的黄土和黄河水系的灌溉，得以蓬勃发展，各早期文明也借此绵延不绝并逐渐融合;而长江流域则因其红壤的土质较为紧密，水稻种植所需平整土地及引水灌溉的劳动量大、技术要求高，而当时人员、技术所能达到的稻作生产方式又较为粗放，且常受洪水威胁，故其农业产出量不及黄河流域。这种农业生产上的差异在进入青铜时代后仍长期延续，直至铁制农具产生及其后一系列灌溉排水工具的出现、防洪手段和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长江流域的水热优势才逐渐彰显。

东汉时期，长江流域的水稻生产终于摆脱了“火耕”，走上精耕细作的道路，部分地区还开始使用牛耕，出现了秧苗移栽与双季稻，灌溉农业模式也日臻成熟，这些都为日后长江流域农业生产的腾飞打下了基础。六朝时，长江流域的灌溉与防洪事业进一步发展，当地丰富的水热资源得到较大程度开发，形成足以与黄河流域相抗衡的重要农业生产区。

唐朝“安史之乱”过后，长江中下游成为长安朝廷的财赋供应基地，其水利事业蓬勃发展，开辟出了更多良田。到唐朝后期，江东人民从长期水田耕作的实践出发，改进笨重的直辕犁为曲辕犁，明显降低了犁的受力点，既减轻了扶犁农夫的体力消耗，又充分有效地利用了畜力，大大提高了耕作效率。此外，江南地区还出现了稻麦复种制、茶林间作与鱼草轮作之法，使丰富的水热资源得到了更充分的利用，江南水稻区的农业生产蒸蒸日上。

4 维系中华文明持久生命力

长江从雪山走来，奔腾东流，倾注大海。但在近代纷繁复杂的全球化浪潮中，它却演变为一条自东向西推进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的“文化线路”。

鸦片战争之后，国门被迫打开，西方列强沿长江逆流而上，强行闯入中国封闭的内陆。在巨大利益的诱惑下，他们将沿江通商口岸自上海向西推进至上游的重庆，从而将长江流域纳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并依托次第开放的沿江口岸构建起一条联系紧密的长江近代航线。

这条对中国历史影响至深的近代航线，并非仅仅便利了西方资本对中国内地的经济扩张，同时也极大加强了沿江城市之间的联系，扩大了沿江港口与腹地之间的经济互动，并自东向西传播着西方的文化与制度观念，开阔了内陆民众的眼界，令中国近代文化得以沿着长江不断向西推进。于是，这条西方列强为攫取巨额商业利润而打通的长江近代航线，也在事实上成了传播近代文化的“文化线路”，深刻地改变着沿江乃至更遥远内陆地区的社会面貌。

在认识到中西间的巨大差距之后，从19世纪60年代，晚清一批进步官员率先发起了向西方学习的洋务运动，长江流域一马当先。洋务派的中坚人物，都曾长期担任长江流域的地方督抚，他们纷纷在自己的辖区内引进西方机器和技术。在外国资本的大量涌入和洋务运动的激励之下，长江流域的近代工商业迅速走到了全国的前列。中国近代中期最重要的两大工商业基地，即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和以武汉为中心的江汉交汇地带，皆位于长江流域。

此后，长江流域以前所未有之势，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势头，维系着中华文明的持久生命力。

(咸宁日报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