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示唐人作唐诗之文心

唐朝近三百年的发展，涌现出大量优秀的诗人诗作，按照其发展的脉络，后人将唐人与唐诗分为初、盛、中、晚四期，每一时期均有代表性的诗人诗作。而后世对唐人与唐诗的研读与评论亦是汗牛充栋，如诗圣杜甫之诗作艺术成就极高，为历代所重视，到宋代就有“千家注杜”之说。

因此，面对如此厚实的唐诗阐释史，要想写出富有新意的唐诗阐释著作，殊为不易。而黄天骥先生所著的《唐诗三百年——诗人及其诗歌创作》一书，则是一本让人读后眼前一亮的佳作。主要原因在于黄先生自觉运用创作论的研究方法，并结合经济政治、时代文化等外部因素说明唐人如何作唐诗。

黄天骥先生从创作论的角度剖析唐人及唐诗是有着自觉的学术意识的。对于经典的唐诗，黄天骥先生不仅能够说出“如何如何好”，还能说出“好在哪里，是怎么创作出来的”，这得益于两个方面的积累：一方面，黄先生长期致力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特别是中国古典戏曲研究，具备深厚的学术功底和卓越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黄先生亦从事创作，尤长于诗词写作，还著有关于诗词创作法的专著，正如其弟子姚蓉教授在本书的序中所言：“先生的《诗词创作发凡》《诗词曲十讲》等著作，对诗词爱好者鉴赏和创作旧体诗词极具指导意义。先生赏析诗词，之所以每每能讲到点子上，是因为他自己有着丰富的创作经验。”

因为有以上两个方面的深厚积淀，故黄先生对唐诗亦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本书依据初、盛、中、晚的历史分期，在每个时期选取代表性的诗人及其诗作。其中，除了王维、李白、杜甫三位大诗人各自入选了两首诗外，其他诗人只入选了一首诗，可谓是优中选优。针对这些诗人及其诗作，黄先生从创作论的角度对唐人作唐诗的文心进行文本细读，因此，本书从纵向来看，是一部小型的唐人及唐诗发展演变史；从横向来说，则是一部唐诗题材和体裁的艺术创作史。这一横一纵共同将本书编织成一部丰厚扎实的唐诗阐释著作。

王之涣的抒情诗《登鹳雀楼》不仅是唐诗精品，也是中国诗歌史上的精品。这首五言绝句只有区区二十个字，“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被认为是“五言绝，允推此为第一首”（《增订唐诗摘钞》）。而此诗为何能够取得如此的成就，黄先生经过详尽分析后提出自己的核心观点：抒情诗，一旦能在抒情的同时，又能概括人生的经验，能具有哲理性，把情趣升华为理趣，就可说是达到了诗歌创作的最高境界。像后来宋代苏轼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陆游的“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写的虽然是具体的风景，却都是人生的经验教训和感悟，也都成为千古佳句。在唐诗中，王之涣的《登鹳雀楼》，可说是首开理趣的新境。这在诗歌创作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黄先生在这里将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放置在整个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历史维度之中，认为此诗在唐诗中首开理趣的新境，在诗歌创作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还就抒情诗的创作提升之法进行总结，提出写景＋哲理模式。为了横向对比出王之涣《登鹳雀楼》更好，黄先生还在本书中特意对比全唐诗中另一位诗人畅诸的《登鹳雀楼》：迥临飞鸟上，高出世尘间；天势围平野，河流入断山。畅诸这四句诗全是写景，也全是写实，整体显得平庸，与王之涣的《登鹳雀楼》相差甚远。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黄先生之所以能够对王之涣《登鹳雀楼》作出精彩之论，是因为他具备丰富扎实的中国文学史的知识背景，从诗歌创作史的角度，准确定位出此诗的艺术价值和诗歌史价值。这对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唐宋诗之争中的“情趣”与“理趣”之纠葛是富有启发意义的。

在论述了抒情诗创作之法后，黄先生在分析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一诗后指出，诗歌创作，可以分为抒情诗和叙事诗两类。传统的抒情诗，一般是诗人通过对审美客体的描写来缔造意境，但如果描写审美客体事物变化发展的过程，借以抒发审美主体的思想感情，这便是把抒情叙事化。《梦游天姥吟留别》正是一首抒情叙事化的佳作。李白写了在梦中畅游天姥山的全过程，当然属叙事性的描写。但这些描写，用意并不在于描绘山上的风光，最终是为了抒发他怀才不遇的怨气，是要向留在东鲁的朋友展示自己的风骨。所以，研读《梦游天姥吟留别》，我们在欣赏诗人浪漫主义想象力的同时，也应注意他描写从入梦到梦醒全过程的艺术构思，从中吸取他把抒情叙事化的创作经验。

唐诗题材丰富多彩，唐诗体裁也是众体皆备。在经过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等各个时期的诗歌发展后，唐代成了中国古典诗歌体裁的集大成时期，既有传统的古体诗（五言、七言、杂言），又有成熟的近体诗（律诗、绝诗）。唐代的诗人们往往会根据自身的才情、诗歌表达的需要等来选择诗歌体裁，涌现出一批优秀的诗人及诗作。

在谈到韩愈古体诗《山石》时，黄先生指出，与此相联系，韩愈在古体诗的创作上，也实践文风改革的主张，力图把散文的写法引进诗坛，从而改变诗歌创作过度追求和谐、优美和具有韵律性的传统。他让自己所写的古体诗，呈现出“豪放奇险”甚至怪异的审美理想。他会从平凡中看到美，更有甚者，从丑陋中看到“美”。正如刘熙载所说：“昌黎诗，往往以丑为美，然此但宜施之古体，若用之近体，则不受矣”（《艺概·诗概》）至于“施之古体”，是否能够为读者所接受，还有待于历史的检验。

而在分析李白的杂言古诗《梦游天姥吟留别》时，黄先生特别点出了此诗中间的四句：列缺霹雳，丘峦崩摧，洞天石扉，訇然中开。他指出，请注意，李白这四句诗，在节奏上，和它前边和后边的诗句有着明显的不同。作为古体诗，每句字数以五字或七字居多。在用韵方面，有几句押平韵，有几句则押仄韵，很清楚，在处理诗歌音乐性的问题上，他只从配合情绪的变化出发，没有遵守一定的规矩。总之，李白打破了古体诗和近体诗的界限，但又不能不承认，它们是百分之百的诗，而且是“盛唐气象”最具标志性的诗。这现象，一方面说明盛唐时期，诗人们对古体诗和近体诗形式的掌握已趋于纯熟，另一方面也说明李白奔放的性格：他不受任何规矩的约束，只从准确地表达思想感情出发，选用他认为合适的句式，变换韵律的节奏。

黄先生从创作论角度对李白的杂言古诗《梦游天姥吟留别》的分析，还有很多精彩之论，限于篇幅，我们只选择了以上的这段分析。由此我们亦可以看出，李白之所以是诗仙李白，既在于他飘逸的思想，还在于他娴熟地掌握了古体诗和近体诗的艺术创作方法，能够完全按照自己豁达豪迈的诗思和诗情来调遣诗句为自己服务。因此，诗歌艺术创作要呈现的内容和表现的技法合二为一，共同成就了诗仙李白。

同时，各种艺术门类之间的创作之法是可以互相借鉴的。黄先生为了更好地说明唐人作唐诗之法，还经常运用其他艺术形式中所使用的创作技法来进行对比说理。

如在讲杜牧《山行》“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一诗时，黄先生认为，在我国，画家们常会用断云横岭的技法，如果他们画深山、高山，只要在山腰或山谷处留下空白，观者自然会联想到这里有云，联想到山岭的高峻或幽深……传统诗词的写作手法，与画理相通。杜牧说山的深处，生起白云，同样是以虚写的手法，留出空间，让读者自己想象。

本文标题“揭示唐人作唐诗之文心”中的“文心”是指为文之用心，语出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序志》：“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刘勰的《文心雕龙》就是一部探讨作家作品“为文之用心”的典籍，被后世尊称为“龙学”。而对于中国古代经典作家作品进行创作论研究，也应当是文学研究、评论和创作的重要工作之一，甚至可以说是首要工作。黄天骥先生一直致力于中国古典文学创作论研究，这本《唐诗三百年——诗人及其诗歌创作》就是一本揭示唐人及唐诗创作之文心的佳作，值得进一步学习和追摹。

（原载《天津日报》，作者为彭笑远）